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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峡日报》(2026年07月17日   第A8版)，91九色蝌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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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69XX丰满少妇在线观看网站，徐剑作品《阅山河》《东方哈达》《天晓1921》《大国长剑》

三峡日报记者 阮仲谋，国产秘久久一区二区

人物名片

徐剑，云南省昆明市人，1958年出生，1974年入伍，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，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、九届、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，文学创作一级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，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“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”。出版“导弹系列”“西藏系列”“红色系列”“大江南系列”文学作品30多部800多万字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、中国图书奖、中华优秀出版物奖、中国好书等，被中国文联评为“德艺双馨”文艺家。

“《运河谣》里，我写了三条河流，一条是隋炀帝的物理运河，一条是文天祥的精神运河，一条是当下的众生运河。三条河流在大运河波澜不惊的河面上，续写着昨天、今天和未来的故事，让我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。”对徐剑会长的专访，是从他刚刚在《芙蓉》杂志刊发的长篇报告文学《运河谣》开始的。这部书写河流的作品，将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体生命体验深度融合，成为展现大运河文化内涵的生动名片。

徐剑的人生与军营有着深厚的渊源。他是云南昆明大板桥人，1974年高中毕业后，到镇派出所临时协助做资料登记工作，被接兵的排长王爱东看中，从此走进军营，成为一名导弹工程兵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基地新闻干事范金刚与他聊天，发现他读过《红楼梦》，认为他有才气，就鼓励他写文章。徐剑写了一篇纪实散文《红山茶》，经范金刚推荐到《边疆文艺》发表，从此走上文学之路。

44年的军旅生涯，不仅给了他文学的根基，也给了他精神的归宿。他特别感恩两位精神导师：一位是李旭阁司令员，徐剑在他身边当了5年秘书，被他带进导弹阵营；另一位是阴法唐副政委，带他第一次走进西藏，从此与雪域高原结下不解之缘。

徐剑最初写散文，后来专注报告文学创作，长期聚焦重大题材的书写，成为中国当代“大国叙事”的代表性作家。他的创作以“长剑”“西藏”为两翼，构成了他文学之旅的多重叙事。他用34年时间创作了《大国长剑》《鸟瞰地球》《大国重器》“导弹三部曲”。1994年，36岁的他创作首部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长剑》。这部作品出版后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、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他行走山川江河，创作了《东方哈达》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等“西藏系列”作品。此外，还创作了“红色系列”《天晓1921》、“大江南系列”《运河谣》等重要作品。

“我一生都在行走，每次上青藏高原，都像打了鸡血，乐此不疲。”23次进入西藏，那片广袤的高天厚土，不仅是他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，更是构成了他情感、精神与灵魂的海拔高度。

作为一位行走于野的作家，他对报告文学创作有独特的思考和见解，提出的报告文学“三不写”原则，将“行走”确立为报告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；归纳的优秀报告文学“六个标准”，是他对这一文体鲜明的艺术美学追求；总结出的“三化”法，为报告文学的人物书写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路径。他的这些创作理念及实践，成为报告文学文体的重要理论成果。

2026年6月26日，徐剑受邀专程从北京来到宜昌，为宜昌的作者们传授创作经验，分享行走的感悟与文学的思考。谈到正在宜昌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，这位以宏大叙事著称的作家难掩兴奋：“大禹治水，愚公移山，也只有在三峡，在湖北这片大地上才会演绎出这样的神话和传说。”他激励广大作家，用报告文学为时代立传，为山河代言。

名家访谈

《阅山河》是对我“童子功”的回报

记者：2026年1月，您的散文集《阅山河》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您曾多次提到，《阅山河》让您找回了散文写作的初心。为什么《阅山河》会让您有“回到了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心态”的感慨？为什么说散文是您的“童子功”？

徐剑： 我的文学之路是从写散文起步的。1975年，我的第一篇散文投给《边疆文艺》后，又在《散文》头条位置连续刊发了《剑光，在古烽火台上闪烁》等7篇作品。1987年，原二炮政治部宣传部和百花文艺出版社《散文》杂志，专门为我召开了作品研讨会，刘白羽先生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。1991年，我的第一部散文集《岁月之河》出版，刘白羽先生为该书作序，序言以《散文，一个清澈的小湖》为题，随后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。1993年，我从散文转向报告文学创作。而10年散文写作的积累与沉淀，成了我驾驭报告文学的底气。所以我说，我的“童子功”是散文。

《阅山河》是我几十年行走山河的见证和感悟，从唐蕃古道到秦长城，从西藏的高山峡谷到江南的古镇水乡，每一篇都是我用脚步丈量出来的，每一篇都是蘸着精血写就的。我67岁时这本书面世，让我回到了十六七岁青少年的写作心态：没有功利，没有世俗，有童真、浪漫和诗意，同时也有成熟思想的表达。可以说，《阅山河》就是对我“童子功”的回报。

记者：几十年的行走与抒写，您如何看待散文在自己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位置？散文的写作，对您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哪些方面的滋养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在宏大格局下，以真实为前提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的一种写作，是“他叙事”的写作。它写的是时代、是历史、是群体的命运，写作者是一个在场者、记录者、文史考据者、文学叙事者，要对事实负责，对笔下的人物负责。散文是一种内心的写作，是“我叙事”的写作，是写自己的情感、经历、人生、内心、灵魂以及精神世界。

《阅山河》是我的第九本散文集，散文写作在我的创作生涯中，占据着根基性的位置。刘白羽先生在《散文，一个清澈的小湖》中说，一定要把散文写成一个清澈的小湖，湖水清澈见底，鹅卵石、小鱼、小虾都清清楚楚地游在那里。这个理念让我始终保持文字的干净与克制，也让我的报告文学多了一些人文温度与文学质感。

记者：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评价时称，“《阅山河》是一部行走出来的散文集，也是一部沉淀出来的心灵史。”这个评价道出了两个关键词：即“行走”与“沉淀”。其实，“行走”与“写作”之间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。从地理上的抵达，到文字上的抒写，就《阅山河》来说，这些文字是如何在心中慢慢“发酵”、最终成为一部心灵史的？

徐剑：这些年，我的脚步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。每一次行走，都会有一种陌生感、传奇感、特殊感，甚至顿生一种文化落差。而行走只是第一步，真正让这些沉淀下来，需要很长时间的消化。每次从高原归来，我的灵魂就仿佛被羽化了，少一些猎奇、窥探，多一些敬畏与理解，拥有一种高度，那是情感的、精神的、灵魂的海拔高度。

中国文人的成长过程中，除了读四书五经，很重要的就是成名之前的壮游，司马迁、杜甫、苏轼皆是如此。在壮游大好河山的过程中，增加阅历，丰富内心，让大好河山归化自己的心意。有了这种境界的书写，精神就不会再漂泊，就会拥有一处故园。归化心野，方得山河真意，这就是从行走，到沉淀，再到写作的过程。

《大国长剑》是人生经历的一次文学洗礼

记者：您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长剑》，从1984年开始构思到1994年创作完成，用了整整10年时间。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写下这本书的？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，您遇到了哪些困难？

徐剑：《大国长剑》记录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从初创到壮大的发展历程。1974年，我从老家来到位于南方的一座深山老林里，成为一名为导弹筑巢的工程兵。那时候，施工技术比较落后，我亲眼看到过在施工中受伤、甚至牺牲的战友从山洞里抬出来，其中就有和我同坐一节闷罐车来的战友。他们走得无声无息，连鞭炮都没有。老团长说：“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告妻儿。”他们的牺牲，让我震撼，那些情景刀刻一样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我当时就有一个念头，把战友们的故事写下来，让历史不要忘记他们。

我是工程兵，有在原第二炮兵工程部队生活和工作的经历，创作之前，我还采访了全国所有的二炮基地，我的“素材库”丰富而且多样。《大国长剑》是我厚积薄发的收获，在创作中并没有遇到多大的挑战，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。

在创作前，四川作家邓贤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《中国知青梦》《大国之魂》，均在《当代》上刊发，我在心中立誓，也要创作一部能在《当代》上刊发的作品。邓贤作品对我的影响，就是确立了“写人的命运和故事”的文学标准。这部历时10年准备的作品，如愿得到了《当代》杂志头题首发，一下发了9万字，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所以，我对《当代》一直心存感激。

记者：《大国长剑》出版后，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，被誉为“一剑挑三奖”。首部长篇报告文学就获得如此高的文学奖项，您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徐剑：《大国长剑》是我人生经历的一次文学洗礼。一个文学新人的作品能获得全国性的三个大奖，对我来说，非常意外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幸运。“一剑挑三奖”也让我在创作上有了更大的自信，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创作的冲劲，我觉得要给16岁开始的工程兵岁月写一部书，写给那些十六七岁就牺牲在大山里的战友，写给身为导弹工程兵，却从来没有见过导弹的英雄们。这个工程，是我的老首长李旭阁司令任上完成的一项国防工程，它的建成，标志着中国的战略导弹可以鸟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。所以，我把这部书定名为《鸟瞰地球》。1997年该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，再次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。

记者：2018年，您又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重器》，从《大国长剑》到《鸟瞰地球》再到《大国重器》，您用34年时间完成了“导弹三部曲”的创作。创作“导弹三部曲”的想法是从创作《大国长剑》就有的，还是在后来的创作中萌生的？创作中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

徐剑：《大国重器》描写了我国导弹事业60年的峥嵘历程。“导弹三部曲”并不是一开始创作就有规划的，而是我的创作不断成熟的过程，在完成《大国长剑》《鸟瞰地球》后，创作“三部曲”的思路才逐渐清晰，随后，我投入到了《大国重器》的创作之中。2018年7月，《大国重器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“导弹三部曲”都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，这是我军旅题材的收官之作，2019年1月28日，我退休了，告别了44年零一个月的军旅生涯。

“导弹三部曲”的创作，最大的挑战不是写作本身，而是如何让重大主题走出宏大叙事的惯性，落到具体的生活细节和普通人的命运中，让真实的故事说话，写出那些普通人的真实日常、真实情感、真实悲欢。其实，真正的“大国重器”是人，那些老红军、老八路出身的高级将领与普通士兵，他们的忠诚、风骨、奉献，才是托起大国的脊梁。

青藏高原是我的精神成长之地

记者：您的报告文学题材主要有两大系列，即“长剑”系列和 “西藏”系列。2005年12月出版的《东方哈达》是您的首部西藏题材作品。作为军旅作家，是什么契机让您有机会创作这部反映青藏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作品的？在创作中，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

徐剑：写《东方哈达》这部书，似乎是冥冥之中的事。1985年，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阴法唐调任第二炮兵副政委，我当时是党委秘书。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，听他讲了很多关于西藏的历史、风情、人文等奇闻轶事，让我对这片神秘之地充满了向往。1990年7月，阴法唐副政委带着我第一次进西藏，走的是柴达木、格尔木、昆仑山、可可西里这条线，这也正是后来青藏铁路的走向。而在创作《东方哈达》前，我已经去了8趟西藏。

2002年春天，中国作家协会将“国字第一号”工程青藏铁路建设的采访写作任务交给我，这是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项目。接到任务时，我突然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好像过去我对西藏的了解和所有的知识贮备，都是在为写这本书做准备。

我在青藏铁路修筑现场来回走了4年，先后采访了近300人，从指挥长到普通民工，积累了5大本采访笔记。最让我欣喜的，是这部书结构的创新。有一次，我在高原采访途中，看到两列火车在盐湖交错驶过，突然灵感闪现：采用“上行列车”写筑路的现实，用“下行列车”写历史的纵深，将青藏铁路的世纪大梦与千年唐蕃古道交织在一起。这种叙事结构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认可，评论家称是为国家重大工程的写作探出了新路，是“中国国家重大工程书写的一个坐标”。

记者：继《东方哈达》后，您又相继创作了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《雪域飞虹》《经幡》等西藏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。从青藏铁路的建设者，到脱贫攻坚路上的贫困群众，再到福利院里守护孤儿的爱心妈妈，您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西藏这片土地，只是关注的对象在不断变化和下沉。这种从“宏大叙事”到“个体命运”的转向，是您有意识的选择，还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而自然发生的？

徐剑：这种变化是在行走与思考中自然发生的。《东方哈达》关注的是决策者、指挥长、建设者，是宏大叙事。但走的多了，见的多了，想法自然就会发生变化。当你在海拔5100米的藏北双湖县住下，采访一天回来不想说话就想睡觉，当你在当惹雍措边泪流满面，你会发现，这片土地最打动你的，不是工程的宏大，而是那些普通人的命运。

所以我写《金青稞》时，用了一个“他”贯穿全篇，那个“他”其实就是我自己，以行走者的身份，和建档立卡贫困户、牧羊人、藏医、单亲妈妈站在一起，用一个记录者的姿态，和他们共同演绎西藏精准扶贫这场时代大剧。到了《西藏妈妈》，我的视角更下沉了。我努力突破理性表达，用共情的方式去写，把对“西藏妈妈”的叙述和我的西藏情结贯通起来。

记者：您先后进藏23次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，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采风”或“体验生活”，西藏到底是什么吸引着您？

徐剑：我第一次进西藏时，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。我们从山南到羊卓雍措，车里开了暖风，有些闷热，抵达海拔5000多米的山巅后，车停了下来，下车后，我站在雪山之巅，解开上衣拉链，吹了一下风，谁知寒风侵入我的骨髓，当晚就高反发作。三天后到达日喀则，被诊断为脑水肿。在那里，我昏迷了三天。这次经历，如凤凰涅槃。当时，我刚经历了一场磨难，处于命运的低潮。但当我从西藏回来后，人生从此顺风顺水，可谓否极泰来。后来去西藏，再也没有过任何不适的反应。

我有两个精神原乡，云贵高原是我的出生之地，青藏高原是我的精神成长之地。我几乎走遍了所有的藏地，在那片土地上，可以寻找回我们已经丢失已久的一种精神、一种境界、一种价值、一种信念、一种执著、一种虔诚、一种真挚。所以说，寻找一个民族的精神海拔，青藏高原也许是最后的高地。

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“人学”

记者：在报告文学创作中，您始终坚持“三不写”原则，即“走不到的地方不写、看不到的真相不写、听不到的故事不写”。“行走”对报告文学创作来说，是一种采访方法，还是一种文学态度？从“走到了”到“看到了”再到“写出来”，最关键的是什么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。“三不写”原则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，更是一种文学态度，一种文学立场。有了这个态度和立场，才会照此前行。好的报告文学作家，首先是一个旅行家；其次，是一个考据者，像考古学家一样，用洛阳铲从文化的夯土层里，挖掘出独特的、精彩的、陌生的，具有文学分量的故事；最后，才是一个叙事者。

从“走到了”到“看到了”再到“写出来”，最关键的在于作家的切入视角。怎么做到与众不同，怎么写出陌生感，这需要作家的敏锐度和辨识能力。

行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是非常必要的，一个好作家，一定要是个旅行家，而且不是那种打卡式的、走马观花式的旅行。行走于我来说，就是要极力让那些荒漠里的、雪峰冰川下的，乃至大森林里、高山河谷中的人文故事重新复活。如果只有地理学、只有植物学，而没有人文，这块大地永远是寂静的。只有写出了人的温度、人的悲欢和人的传奇，才是一部有生命力的书。

一直以来，我对自己的最大要求是：这部作品一定要超越上一部作品，不能在一个漩涡里打转，也不能重复自己。所以，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行走的脚步。

记者：报告文学最容易犯“大而空”的毛病。您是如何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与细微的个体命运之间，找准落脚点的？您的秘诀是什么？

徐剑：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可以分享，就是在采访中，要善于发现美，善于发现文学性的故事，找到独特、精彩的细节。这样写出来的作品，就会让读者觉得这才是和文学最接近的爱情故事、是和文学最接近的命运故事。同时，要把人作为最重要的写作对象，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“人学”，如果缺乏对人性的深度挖掘，作品就会空洞，就会失去灵魂。

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全方位的，但真实之上还有文学，只有从大量真实的事件和人物中发现那些独特的、陌生的、有震撼性的细节，才能避免“有报告无文学”的弊病，生动的细节能营造出历史的身临其境。

记者：您曾提出好的报告文学的六个标准：行走于野、落笔于人、感动于心、思想于理、形式于表、记史于书。这六个维度是否就是您心中的报告文学艺术价值的核心所在？

徐剑：是的，这六个维度就是我心中好的报告文学的标准。

所谓行走于野，就是要到田野里面去，到民间去，到人间去，到烟火的生活里去，把人间最精彩、最传奇、最打动人的故事挖掘出来；落笔于人，是围绕大写的人来写，写出人的苦难、挣扎、牺牲、奉献，甚至卑微的尊严；感动于心，就是要让作品真正打动人心，让读者产生共情；思想于理，思别人之未思，写别人之未写，以独立深刻的思考，透过现象揭示历史、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内在逻辑；形式于表，追求语言美、结构美和文章美；记史于书，要承担“国家史记”功能，为时代立传。

记者：您特别强调报告文学要把人作为最重要的写作对象，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，您总结出了人物塑造的“三化”法。请您分享在创作中是如何让这个“三化”落地的？

徐剑：文学是人学。如何写好笔下的人物，在几十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，我总结出的“三化”法确实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“三化”即伟人平民化、名人传奇化、平民伟人化。伟人平民化，就是把伟人当做邻家大哥，邻家大叔或者父辈来写；名人传奇化，就是把名人当作传奇和神话来写，挖掘他们身上那些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和细节，写出他们之所以成为“这一个”的独特性；平民伟人化，就把老百姓举过你的头顶，当作一个伟大的人物站在你面前，不是拔高他，而是从他微小的细节和故事里，看到他和伟人一样闪光的东西和精神世界。

报告文学的艺术价值，最终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。对于人物的书写，我一直坚持要对准小人物写，小人物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，普通人的梦就是中国梦。

宜昌的作家应该有文学的野心

记者：评论界把您的《天晓1921》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称为“壮年变法三部曲”。为什么您在达到如此高的文学成就后，还要进行自我突破？

徐剑：60岁是人生很重要的生命刻度，你对世界的认识、对自我的认知，一定更老到，更有情怀，更有境界。“通会之际，人书俱老”，这时候是变法的最佳时机。

说起来，我的“壮年变法”，和在鲁迅文学院那段学习经历有很大关系。2004年，我到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第三期高研班学习，与邱华栋、雷平阳、刘亮程、祝勇等作家同班，他们都是诗人、小说家、散文家，只有我是写报告文学的。在他们的强大气场中，我有了一种无形的压力，有了壮年作家的写作危机。当时，鲁迅文学院组织全班同学到锡林郭勒草原采风，回来后，我写了一篇历史散文《城郭之轻》。正是这次经历与写作，让我有了突破创作瓶颈的信心和勇气，开启了自己的“壮年变法”之旅。60岁前，我完成了“壮年变法”，退休后，又开始“衰年变法”。《阅山河》《运河谣》这些作品，就是变法的成果。

记者：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，您觉得报告文学在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的书写中，应发挥怎样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时代作用？作家如何才能写出既有生活厚度又有思想深度的作品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时代的备忘录，在这场山乡巨变的书写中，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，就是要为时代的变革留下真实的档案，为这片热土和奋斗的人们立传。我们要直面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引领这支队伍，深入基层、扎根生活，抓住这个时代的本质，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。要贴着人物，写出他们的责任与担当、命运与情感、奋斗与牺牲、挣扎与尊严，让作品有温度、有力量，让思想的光芒照亮人心。

记者：宜昌是三峡大坝所在地，2026年6月8日，“十五五”时期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——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。作为长期书写重大题材的著名作家，您认为这样的重大工程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
徐剑：三峡水运新通道这样的国家重大工程，对于三峡的作家、宜昌的作家、湖北的作家来说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叙事主题，大家可以守着三峡大坝来写，守着这个工程来写，守着这个大云梦泽来写，写出新时代的屈原《橘颂》，写出新时代的长江之歌，写出我们这个民族新时代的母亲河。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，就是我们始终站在长江文明这个重要的关键点上，这个关键点在于它不单是经济的，也是文化的，不单是历史的，也是这个时代的。历朝历代，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国家工程的建设和写作，唯有这个时代才有这种实力，唯有这个民族才有这种气魄。宜昌的作家应该有文学的野心、文学的雄心和担当，写出新时代的大禹治水和新时代的愚公移山，写出新时代的壮美华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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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峡日报》(2026年07月17日   第A8版)，91九色蝌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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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剑，云南省昆明市人，1958年出生，1974年入伍，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，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、九届、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，文学创作一级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，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“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”。出版“导弹系列”“西藏系列”“红色系列”“大江南系列”文学作品30多部800多万字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、中国图书奖、中华优秀出版物奖、中国好书等，被中国文联评为“德艺双馨”文艺家。

“《运河谣》里，我写了三条河流，一条是隋炀帝的物理运河，一条是文天祥的精神运河，一条是当下的众生运河。三条河流在大运河波澜不惊的河面上，续写着昨天、今天和未来的故事，让我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。”对徐剑会长的专访，是从他刚刚在《芙蓉》杂志刊发的长篇报告文学《运河谣》开始的。这部书写河流的作品，将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体生命体验深度融合，成为展现大运河文化内涵的生动名片。

徐剑的人生与军营有着深厚的渊源。他是云南昆明大板桥人，1974年高中毕业后，到镇派出所临时协助做资料登记工作，被接兵的排长王爱东看中，从此走进军营，成为一名导弹工程兵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基地新闻干事范金刚与他聊天，发现他读过《红楼梦》，认为他有才气，就鼓励他写文章。徐剑写了一篇纪实散文《红山茶》，经范金刚推荐到《边疆文艺》发表，从此走上文学之路。

44年的军旅生涯，不仅给了他文学的根基，也给了他精神的归宿。他特别感恩两位精神导师：一位是李旭阁司令员，徐剑在他身边当了5年秘书，被他带进导弹阵营；另一位是阴法唐副政委，带他第一次走进西藏，从此与雪域高原结下不解之缘。

徐剑最初写散文，后来专注报告文学创作，长期聚焦重大题材的书写，成为中国当代“大国叙事”的代表性作家。他的创作以“长剑”“西藏”为两翼，构成了他文学之旅的多重叙事。他用34年时间创作了《大国长剑》《鸟瞰地球》《大国重器》“导弹三部曲”。1994年，36岁的他创作首部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长剑》。这部作品出版后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、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他行走山川江河，创作了《东方哈达》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等“西藏系列”作品。此外，还创作了“红色系列”《天晓1921》、“大江南系列”《运河谣》等重要作品。

“我一生都在行走，每次上青藏高原，都像打了鸡血，乐此不疲。”23次进入西藏，那片广袤的高天厚土，不仅是他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，更是构成了他情感、精神与灵魂的海拔高度。

作为一位行走于野的作家，他对报告文学创作有独特的思考和见解，提出的报告文学“三不写”原则，将“行走”确立为报告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；归纳的优秀报告文学“六个标准”，是他对这一文体鲜明的艺术美学追求；总结出的“三化”法，为报告文学的人物书写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路径。他的这些创作理念及实践，成为报告文学文体的重要理论成果。

2026年6月26日，徐剑受邀专程从北京来到宜昌，为宜昌的作者们传授创作经验，分享行走的感悟与文学的思考。谈到正在宜昌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，这位以宏大叙事著称的作家难掩兴奋：“大禹治水，愚公移山，也只有在三峡，在湖北这片大地上才会演绎出这样的神话和传说。”他激励广大作家，用报告文学为时代立传，为山河代言。

名家访谈

《阅山河》是对我“童子功”的回报

记者：2026年1月，您的散文集《阅山河》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您曾多次提到，《阅山河》让您找回了散文写作的初心。为什么《阅山河》会让您有“回到了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心态”的感慨？为什么说散文是您的“童子功”？

徐剑： 我的文学之路是从写散文起步的。1975年，我的第一篇散文投给《边疆文艺》后，又在《散文》头条位置连续刊发了《剑光，在古烽火台上闪烁》等7篇作品。1987年，原二炮政治部宣传部和百花文艺出版社《散文》杂志，专门为我召开了作品研讨会，刘白羽先生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。1991年，我的第一部散文集《岁月之河》出版，刘白羽先生为该书作序，序言以《散文，一个清澈的小湖》为题，随后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。1993年，我从散文转向报告文学创作。而10年散文写作的积累与沉淀，成了我驾驭报告文学的底气。所以我说，我的“童子功”是散文。

《阅山河》是我几十年行走山河的见证和感悟，从唐蕃古道到秦长城，从西藏的高山峡谷到江南的古镇水乡，每一篇都是我用脚步丈量出来的，每一篇都是蘸着精血写就的。我67岁时这本书面世，让我回到了十六七岁青少年的写作心态：没有功利，没有世俗，有童真、浪漫和诗意，同时也有成熟思想的表达。可以说，《阅山河》就是对我“童子功”的回报。

记者：几十年的行走与抒写，您如何看待散文在自己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位置？散文的写作，对您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哪些方面的滋养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在宏大格局下，以真实为前提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的一种写作，是“他叙事”的写作。它写的是时代、是历史、是群体的命运，写作者是一个在场者、记录者、文史考据者、文学叙事者，要对事实负责，对笔下的人物负责。散文是一种内心的写作，是“我叙事”的写作，是写自己的情感、经历、人生、内心、灵魂以及精神世界。

《阅山河》是我的第九本散文集，散文写作在我的创作生涯中，占据着根基性的位置。刘白羽先生在《散文，一个清澈的小湖》中说，一定要把散文写成一个清澈的小湖，湖水清澈见底，鹅卵石、小鱼、小虾都清清楚楚地游在那里。这个理念让我始终保持文字的干净与克制，也让我的报告文学多了一些人文温度与文学质感。

记者：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评价时称，“《阅山河》是一部行走出来的散文集，也是一部沉淀出来的心灵史。”这个评价道出了两个关键词：即“行走”与“沉淀”。其实，“行走”与“写作”之间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。从地理上的抵达，到文字上的抒写，就《阅山河》来说，这些文字是如何在心中慢慢“发酵”、最终成为一部心灵史的？

徐剑：这些年，我的脚步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。每一次行走，都会有一种陌生感、传奇感、特殊感，甚至顿生一种文化落差。而行走只是第一步，真正让这些沉淀下来，需要很长时间的消化。每次从高原归来，我的灵魂就仿佛被羽化了，少一些猎奇、窥探，多一些敬畏与理解，拥有一种高度，那是情感的、精神的、灵魂的海拔高度。

中国文人的成长过程中，除了读四书五经，很重要的就是成名之前的壮游，司马迁、杜甫、苏轼皆是如此。在壮游大好河山的过程中，增加阅历，丰富内心，让大好河山归化自己的心意。有了这种境界的书写，精神就不会再漂泊，就会拥有一处故园。归化心野，方得山河真意，这就是从行走，到沉淀，再到写作的过程。

《大国长剑》是人生经历的一次文学洗礼

记者：您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长剑》，从1984年开始构思到1994年创作完成，用了整整10年时间。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写下这本书的？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，您遇到了哪些困难？

徐剑：《大国长剑》记录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从初创到壮大的发展历程。1974年，我从老家来到位于南方的一座深山老林里，成为一名为导弹筑巢的工程兵。那时候，施工技术比较落后，我亲眼看到过在施工中受伤、甚至牺牲的战友从山洞里抬出来，其中就有和我同坐一节闷罐车来的战友。他们走得无声无息，连鞭炮都没有。老团长说：“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告妻儿。”他们的牺牲，让我震撼，那些情景刀刻一样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我当时就有一个念头，把战友们的故事写下来，让历史不要忘记他们。

我是工程兵，有在原第二炮兵工程部队生活和工作的经历，创作之前，我还采访了全国所有的二炮基地，我的“素材库”丰富而且多样。《大国长剑》是我厚积薄发的收获，在创作中并没有遇到多大的挑战，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。

在创作前，四川作家邓贤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《中国知青梦》《大国之魂》，均在《当代》上刊发，我在心中立誓，也要创作一部能在《当代》上刊发的作品。邓贤作品对我的影响，就是确立了“写人的命运和故事”的文学标准。这部历时10年准备的作品，如愿得到了《当代》杂志头题首发，一下发了9万字，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所以，我对《当代》一直心存感激。

记者：《大国长剑》出版后，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，被誉为“一剑挑三奖”。首部长篇报告文学就获得如此高的文学奖项，您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徐剑：《大国长剑》是我人生经历的一次文学洗礼。一个文学新人的作品能获得全国性的三个大奖，对我来说，非常意外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幸运。“一剑挑三奖”也让我在创作上有了更大的自信，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创作的冲劲，我觉得要给16岁开始的工程兵岁月写一部书，写给那些十六七岁就牺牲在大山里的战友，写给身为导弹工程兵，却从来没有见过导弹的英雄们。这个工程，是我的老首长李旭阁司令任上完成的一项国防工程，它的建成，标志着中国的战略导弹可以鸟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。所以，我把这部书定名为《鸟瞰地球》。1997年该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，再次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。

记者：2018年，您又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重器》，从《大国长剑》到《鸟瞰地球》再到《大国重器》，您用34年时间完成了“导弹三部曲”的创作。创作“导弹三部曲”的想法是从创作《大国长剑》就有的，还是在后来的创作中萌生的？创作中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

徐剑：《大国重器》描写了我国导弹事业60年的峥嵘历程。“导弹三部曲”并不是一开始创作就有规划的，而是我的创作不断成熟的过程，在完成《大国长剑》《鸟瞰地球》后，创作“三部曲”的思路才逐渐清晰，随后，我投入到了《大国重器》的创作之中。2018年7月，《大国重器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“导弹三部曲”都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，这是我军旅题材的收官之作，2019年1月28日，我退休了，告别了44年零一个月的军旅生涯。

“导弹三部曲”的创作，最大的挑战不是写作本身，而是如何让重大主题走出宏大叙事的惯性，落到具体的生活细节和普通人的命运中，让真实的故事说话，写出那些普通人的真实日常、真实情感、真实悲欢。其实，真正的“大国重器”是人，那些老红军、老八路出身的高级将领与普通士兵，他们的忠诚、风骨、奉献，才是托起大国的脊梁。

青藏高原是我的精神成长之地

记者：您的报告文学题材主要有两大系列，即“长剑”系列和 “西藏”系列。2005年12月出版的《东方哈达》是您的首部西藏题材作品。作为军旅作家，是什么契机让您有机会创作这部反映青藏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作品的？在创作中，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

徐剑：写《东方哈达》这部书，似乎是冥冥之中的事。1985年，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阴法唐调任第二炮兵副政委，我当时是党委秘书。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，听他讲了很多关于西藏的历史、风情、人文等奇闻轶事，让我对这片神秘之地充满了向往。1990年7月，阴法唐副政委带着我第一次进西藏，走的是柴达木、格尔木、昆仑山、可可西里这条线，这也正是后来青藏铁路的走向。而在创作《东方哈达》前，我已经去了8趟西藏。

2002年春天，中国作家协会将“国字第一号”工程青藏铁路建设的采访写作任务交给我，这是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项目。接到任务时，我突然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好像过去我对西藏的了解和所有的知识贮备，都是在为写这本书做准备。

我在青藏铁路修筑现场来回走了4年，先后采访了近300人，从指挥长到普通民工，积累了5大本采访笔记。最让我欣喜的，是这部书结构的创新。有一次，我在高原采访途中，看到两列火车在盐湖交错驶过，突然灵感闪现：采用“上行列车”写筑路的现实，用“下行列车”写历史的纵深，将青藏铁路的世纪大梦与千年唐蕃古道交织在一起。这种叙事结构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认可，评论家称是为国家重大工程的写作探出了新路，是“中国国家重大工程书写的一个坐标”。

记者：继《东方哈达》后，您又相继创作了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《雪域飞虹》《经幡》等西藏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。从青藏铁路的建设者，到脱贫攻坚路上的贫困群众，再到福利院里守护孤儿的爱心妈妈，您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西藏这片土地，只是关注的对象在不断变化和下沉。这种从“宏大叙事”到“个体命运”的转向，是您有意识的选择，还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而自然发生的？

徐剑：这种变化是在行走与思考中自然发生的。《东方哈达》关注的是决策者、指挥长、建设者，是宏大叙事。但走的多了，见的多了，想法自然就会发生变化。当你在海拔5100米的藏北双湖县住下，采访一天回来不想说话就想睡觉，当你在当惹雍措边泪流满面，你会发现，这片土地最打动你的，不是工程的宏大，而是那些普通人的命运。

所以我写《金青稞》时，用了一个“他”贯穿全篇，那个“他”其实就是我自己，以行走者的身份，和建档立卡贫困户、牧羊人、藏医、单亲妈妈站在一起，用一个记录者的姿态，和他们共同演绎西藏精准扶贫这场时代大剧。到了《西藏妈妈》，我的视角更下沉了。我努力突破理性表达，用共情的方式去写，把对“西藏妈妈”的叙述和我的西藏情结贯通起来。

记者：您先后进藏23次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，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采风”或“体验生活”，西藏到底是什么吸引着您？

徐剑：我第一次进西藏时，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。我们从山南到羊卓雍措，车里开了暖风，有些闷热，抵达海拔5000多米的山巅后，车停了下来，下车后，我站在雪山之巅，解开上衣拉链，吹了一下风，谁知寒风侵入我的骨髓，当晚就高反发作。三天后到达日喀则，被诊断为脑水肿。在那里，我昏迷了三天。这次经历，如凤凰涅槃。当时，我刚经历了一场磨难，处于命运的低潮。但当我从西藏回来后，人生从此顺风顺水，可谓否极泰来。后来去西藏，再也没有过任何不适的反应。

我有两个精神原乡，云贵高原是我的出生之地，青藏高原是我的精神成长之地。我几乎走遍了所有的藏地，在那片土地上，可以寻找回我们已经丢失已久的一种精神、一种境界、一种价值、一种信念、一种执著、一种虔诚、一种真挚。所以说，寻找一个民族的精神海拔，青藏高原也许是最后的高地。

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“人学”

记者：在报告文学创作中，您始终坚持“三不写”原则，即“走不到的地方不写、看不到的真相不写、听不到的故事不写”。“行走”对报告文学创作来说，是一种采访方法，还是一种文学态度？从“走到了”到“看到了”再到“写出来”，最关键的是什么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。“三不写”原则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，更是一种文学态度，一种文学立场。有了这个态度和立场，才会照此前行。好的报告文学作家，首先是一个旅行家；其次，是一个考据者，像考古学家一样，用洛阳铲从文化的夯土层里，挖掘出独特的、精彩的、陌生的，具有文学分量的故事；最后，才是一个叙事者。

从“走到了”到“看到了”再到“写出来”，最关键的在于作家的切入视角。怎么做到与众不同，怎么写出陌生感，这需要作家的敏锐度和辨识能力。

行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是非常必要的，一个好作家，一定要是个旅行家，而且不是那种打卡式的、走马观花式的旅行。行走于我来说，就是要极力让那些荒漠里的、雪峰冰川下的，乃至大森林里、高山河谷中的人文故事重新复活。如果只有地理学、只有植物学，而没有人文，这块大地永远是寂静的。只有写出了人的温度、人的悲欢和人的传奇，才是一部有生命力的书。

一直以来，我对自己的最大要求是：这部作品一定要超越上一部作品，不能在一个漩涡里打转，也不能重复自己。所以，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行走的脚步。

记者：报告文学最容易犯“大而空”的毛病。您是如何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与细微的个体命运之间，找准落脚点的？您的秘诀是什么？

徐剑：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可以分享，就是在采访中，要善于发现美，善于发现文学性的故事，找到独特、精彩的细节。这样写出来的作品，就会让读者觉得这才是和文学最接近的爱情故事、是和文学最接近的命运故事。同时，要把人作为最重要的写作对象，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“人学”，如果缺乏对人性的深度挖掘，作品就会空洞，就会失去灵魂。

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全方位的，但真实之上还有文学，只有从大量真实的事件和人物中发现那些独特的、陌生的、有震撼性的细节，才能避免“有报告无文学”的弊病，生动的细节能营造出历史的身临其境。

记者：您曾提出好的报告文学的六个标准：行走于野、落笔于人、感动于心、思想于理、形式于表、记史于书。这六个维度是否就是您心中的报告文学艺术价值的核心所在？

徐剑：是的，这六个维度就是我心中好的报告文学的标准。

所谓行走于野，就是要到田野里面去，到民间去，到人间去，到烟火的生活里去，把人间最精彩、最传奇、最打动人的故事挖掘出来；落笔于人，是围绕大写的人来写，写出人的苦难、挣扎、牺牲、奉献，甚至卑微的尊严；感动于心，就是要让作品真正打动人心，让读者产生共情；思想于理，思别人之未思，写别人之未写，以独立深刻的思考，透过现象揭示历史、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内在逻辑；形式于表，追求语言美、结构美和文章美；记史于书，要承担“国家史记”功能，为时代立传。

记者：您特别强调报告文学要把人作为最重要的写作对象，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，您总结出了人物塑造的“三化”法。请您分享在创作中是如何让这个“三化”落地的？

徐剑：文学是人学。如何写好笔下的人物，在几十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，我总结出的“三化”法确实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“三化”即伟人平民化、名人传奇化、平民伟人化。伟人平民化，就是把伟人当做邻家大哥，邻家大叔或者父辈来写；名人传奇化，就是把名人当作传奇和神话来写，挖掘他们身上那些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和细节，写出他们之所以成为“这一个”的独特性；平民伟人化，就把老百姓举过你的头顶，当作一个伟大的人物站在你面前，不是拔高他，而是从他微小的细节和故事里，看到他和伟人一样闪光的东西和精神世界。

报告文学的艺术价值，最终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。对于人物的书写，我一直坚持要对准小人物写，小人物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，普通人的梦就是中国梦。

宜昌的作家应该有文学的野心

记者：评论界把您的《天晓1921》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称为“壮年变法三部曲”。为什么您在达到如此高的文学成就后，还要进行自我突破？

徐剑：60岁是人生很重要的生命刻度，你对世界的认识、对自我的认知，一定更老到，更有情怀，更有境界。“通会之际，人书俱老”，这时候是变法的最佳时机。

说起来，我的“壮年变法”，和在鲁迅文学院那段学习经历有很大关系。2004年，我到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第三期高研班学习，与邱华栋、雷平阳、刘亮程、祝勇等作家同班，他们都是诗人、小说家、散文家，只有我是写报告文学的。在他们的强大气场中，我有了一种无形的压力，有了壮年作家的写作危机。当时，鲁迅文学院组织全班同学到锡林郭勒草原采风，回来后，我写了一篇历史散文《城郭之轻》。正是这次经历与写作，让我有了突破创作瓶颈的信心和勇气，开启了自己的“壮年变法”之旅。60岁前，我完成了“壮年变法”，退休后，又开始“衰年变法”。《阅山河》《运河谣》这些作品，就是变法的成果。

记者：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，您觉得报告文学在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的书写中，应发挥怎样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时代作用？作家如何才能写出既有生活厚度又有思想深度的作品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时代的备忘录，在这场山乡巨变的书写中，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，就是要为时代的变革留下真实的档案，为这片热土和奋斗的人们立传。我们要直面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引领这支队伍，深入基层、扎根生活，抓住这个时代的本质，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。要贴着人物，写出他们的责任与担当、命运与情感、奋斗与牺牲、挣扎与尊严，让作品有温度、有力量，让思想的光芒照亮人心。

记者：宜昌是三峡大坝所在地，2026年6月8日，“十五五”时期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——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。作为长期书写重大题材的著名作家，您认为这样的重大工程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
徐剑：三峡水运新通道这样的国家重大工程，对于三峡的作家、宜昌的作家、湖北的作家来说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叙事主题，大家可以守着三峡大坝来写，守着这个工程来写，守着这个大云梦泽来写，写出新时代的屈原《橘颂》，写出新时代的长江之歌，写出我们这个民族新时代的母亲河。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，就是我们始终站在长江文明这个重要的关键点上，这个关键点在于它不单是经济的，也是文化的，不单是历史的，也是这个时代的。历朝历代，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国家工程的建设和写作，唯有这个时代才有这种实力，唯有这个民族才有这种气魄。宜昌的作家应该有文学的野心、文学的雄心和担当，写出新时代的大禹治水和新时代的愚公移山，写出新时代的壮美华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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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峡日报》(2026年07月17日   第A8版)，91九色蝌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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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剑，云南省昆明市人，1958年出生，1974年入伍，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，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、九届、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，文学创作一级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，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“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”。出版“导弹系列”“西藏系列”“红色系列”“大江南系列”文学作品30多部800多万字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、中国图书奖、中华优秀出版物奖、中国好书等，被中国文联评为“德艺双馨”文艺家。

“《运河谣》里，我写了三条河流，一条是隋炀帝的物理运河，一条是文天祥的精神运河，一条是当下的众生运河。三条河流在大运河波澜不惊的河面上，续写着昨天、今天和未来的故事，让我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。”对徐剑会长的专访，是从他刚刚在《芙蓉》杂志刊发的长篇报告文学《运河谣》开始的。这部书写河流的作品，将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体生命体验深度融合，成为展现大运河文化内涵的生动名片。

徐剑的人生与军营有着深厚的渊源。他是云南昆明大板桥人，1974年高中毕业后，到镇派出所临时协助做资料登记工作，被接兵的排长王爱东看中，从此走进军营，成为一名导弹工程兵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基地新闻干事范金刚与他聊天，发现他读过《红楼梦》，认为他有才气，就鼓励他写文章。徐剑写了一篇纪实散文《红山茶》，经范金刚推荐到《边疆文艺》发表，从此走上文学之路。

44年的军旅生涯，不仅给了他文学的根基，也给了他精神的归宿。他特别感恩两位精神导师：一位是李旭阁司令员，徐剑在他身边当了5年秘书，被他带进导弹阵营；另一位是阴法唐副政委，带他第一次走进西藏，从此与雪域高原结下不解之缘。

徐剑最初写散文，后来专注报告文学创作，长期聚焦重大题材的书写，成为中国当代“大国叙事”的代表性作家。他的创作以“长剑”“西藏”为两翼，构成了他文学之旅的多重叙事。他用34年时间创作了《大国长剑》《鸟瞰地球》《大国重器》“导弹三部曲”。1994年，36岁的他创作首部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长剑》。这部作品出版后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、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他行走山川江河，创作了《东方哈达》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等“西藏系列”作品。此外，还创作了“红色系列”《天晓1921》、“大江南系列”《运河谣》等重要作品。

“我一生都在行走，每次上青藏高原，都像打了鸡血，乐此不疲。”23次进入西藏，那片广袤的高天厚土，不仅是他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，更是构成了他情感、精神与灵魂的海拔高度。

作为一位行走于野的作家，他对报告文学创作有独特的思考和见解，提出的报告文学“三不写”原则，将“行走”确立为报告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；归纳的优秀报告文学“六个标准”，是他对这一文体鲜明的艺术美学追求；总结出的“三化”法，为报告文学的人物书写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路径。他的这些创作理念及实践，成为报告文学文体的重要理论成果。

2026年6月26日，徐剑受邀专程从北京来到宜昌，为宜昌的作者们传授创作经验，分享行走的感悟与文学的思考。谈到正在宜昌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，这位以宏大叙事著称的作家难掩兴奋：“大禹治水，愚公移山，也只有在三峡，在湖北这片大地上才会演绎出这样的神话和传说。”他激励广大作家，用报告文学为时代立传，为山河代言。

名家访谈

《阅山河》是对我“童子功”的回报

记者：2026年1月，您的散文集《阅山河》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您曾多次提到，《阅山河》让您找回了散文写作的初心。为什么《阅山河》会让您有“回到了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心态”的感慨？为什么说散文是您的“童子功”？

徐剑： 我的文学之路是从写散文起步的。1975年，我的第一篇散文投给《边疆文艺》后，又在《散文》头条位置连续刊发了《剑光，在古烽火台上闪烁》等7篇作品。1987年，原二炮政治部宣传部和百花文艺出版社《散文》杂志，专门为我召开了作品研讨会，刘白羽先生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。1991年，我的第一部散文集《岁月之河》出版，刘白羽先生为该书作序，序言以《散文，一个清澈的小湖》为题，随后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。1993年，我从散文转向报告文学创作。而10年散文写作的积累与沉淀，成了我驾驭报告文学的底气。所以我说，我的“童子功”是散文。

《阅山河》是我几十年行走山河的见证和感悟，从唐蕃古道到秦长城，从西藏的高山峡谷到江南的古镇水乡，每一篇都是我用脚步丈量出来的，每一篇都是蘸着精血写就的。我67岁时这本书面世，让我回到了十六七岁青少年的写作心态：没有功利，没有世俗，有童真、浪漫和诗意，同时也有成熟思想的表达。可以说，《阅山河》就是对我“童子功”的回报。

记者：几十年的行走与抒写，您如何看待散文在自己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位置？散文的写作，对您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哪些方面的滋养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在宏大格局下，以真实为前提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的一种写作，是“他叙事”的写作。它写的是时代、是历史、是群体的命运，写作者是一个在场者、记录者、文史考据者、文学叙事者，要对事实负责，对笔下的人物负责。散文是一种内心的写作，是“我叙事”的写作，是写自己的情感、经历、人生、内心、灵魂以及精神世界。

《阅山河》是我的第九本散文集，散文写作在我的创作生涯中，占据着根基性的位置。刘白羽先生在《散文，一个清澈的小湖》中说，一定要把散文写成一个清澈的小湖，湖水清澈见底，鹅卵石、小鱼、小虾都清清楚楚地游在那里。这个理念让我始终保持文字的干净与克制，也让我的报告文学多了一些人文温度与文学质感。

记者：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评价时称，“《阅山河》是一部行走出来的散文集，也是一部沉淀出来的心灵史。”这个评价道出了两个关键词：即“行走”与“沉淀”。其实，“行走”与“写作”之间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。从地理上的抵达，到文字上的抒写，就《阅山河》来说，这些文字是如何在心中慢慢“发酵”、最终成为一部心灵史的？

徐剑：这些年，我的脚步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。每一次行走，都会有一种陌生感、传奇感、特殊感，甚至顿生一种文化落差。而行走只是第一步，真正让这些沉淀下来，需要很长时间的消化。每次从高原归来，我的灵魂就仿佛被羽化了，少一些猎奇、窥探，多一些敬畏与理解，拥有一种高度，那是情感的、精神的、灵魂的海拔高度。

中国文人的成长过程中，除了读四书五经，很重要的就是成名之前的壮游，司马迁、杜甫、苏轼皆是如此。在壮游大好河山的过程中，增加阅历，丰富内心，让大好河山归化自己的心意。有了这种境界的书写，精神就不会再漂泊，就会拥有一处故园。归化心野，方得山河真意，这就是从行走，到沉淀，再到写作的过程。

《大国长剑》是人生经历的一次文学洗礼

记者：您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长剑》，从1984年开始构思到1994年创作完成，用了整整10年时间。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写下这本书的？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，您遇到了哪些困难？

徐剑：《大国长剑》记录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从初创到壮大的发展历程。1974年，我从老家来到位于南方的一座深山老林里，成为一名为导弹筑巢的工程兵。那时候，施工技术比较落后，我亲眼看到过在施工中受伤、甚至牺牲的战友从山洞里抬出来，其中就有和我同坐一节闷罐车来的战友。他们走得无声无息，连鞭炮都没有。老团长说：“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告妻儿。”他们的牺牲，让我震撼，那些情景刀刻一样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我当时就有一个念头，把战友们的故事写下来，让历史不要忘记他们。

我是工程兵，有在原第二炮兵工程部队生活和工作的经历，创作之前，我还采访了全国所有的二炮基地，我的“素材库”丰富而且多样。《大国长剑》是我厚积薄发的收获，在创作中并没有遇到多大的挑战，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。

在创作前，四川作家邓贤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《中国知青梦》《大国之魂》，均在《当代》上刊发，我在心中立誓，也要创作一部能在《当代》上刊发的作品。邓贤作品对我的影响，就是确立了“写人的命运和故事”的文学标准。这部历时10年准备的作品，如愿得到了《当代》杂志头题首发，一下发了9万字，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所以，我对《当代》一直心存感激。

记者：《大国长剑》出版后，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，被誉为“一剑挑三奖”。首部长篇报告文学就获得如此高的文学奖项，您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徐剑：《大国长剑》是我人生经历的一次文学洗礼。一个文学新人的作品能获得全国性的三个大奖，对我来说，非常意外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幸运。“一剑挑三奖”也让我在创作上有了更大的自信，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创作的冲劲，我觉得要给16岁开始的工程兵岁月写一部书，写给那些十六七岁就牺牲在大山里的战友，写给身为导弹工程兵，却从来没有见过导弹的英雄们。这个工程，是我的老首长李旭阁司令任上完成的一项国防工程，它的建成，标志着中国的战略导弹可以鸟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。所以，我把这部书定名为《鸟瞰地球》。1997年该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，再次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。

记者：2018年，您又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重器》，从《大国长剑》到《鸟瞰地球》再到《大国重器》，您用34年时间完成了“导弹三部曲”的创作。创作“导弹三部曲”的想法是从创作《大国长剑》就有的，还是在后来的创作中萌生的？创作中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

徐剑：《大国重器》描写了我国导弹事业60年的峥嵘历程。“导弹三部曲”并不是一开始创作就有规划的，而是我的创作不断成熟的过程，在完成《大国长剑》《鸟瞰地球》后，创作“三部曲”的思路才逐渐清晰，随后，我投入到了《大国重器》的创作之中。2018年7月，《大国重器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“导弹三部曲”都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，这是我军旅题材的收官之作，2019年1月28日，我退休了，告别了44年零一个月的军旅生涯。

“导弹三部曲”的创作，最大的挑战不是写作本身，而是如何让重大主题走出宏大叙事的惯性，落到具体的生活细节和普通人的命运中，让真实的故事说话，写出那些普通人的真实日常、真实情感、真实悲欢。其实，真正的“大国重器”是人，那些老红军、老八路出身的高级将领与普通士兵，他们的忠诚、风骨、奉献，才是托起大国的脊梁。

青藏高原是我的精神成长之地

记者：您的报告文学题材主要有两大系列，即“长剑”系列和 “西藏”系列。2005年12月出版的《东方哈达》是您的首部西藏题材作品。作为军旅作家，是什么契机让您有机会创作这部反映青藏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作品的？在创作中，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

徐剑：写《东方哈达》这部书，似乎是冥冥之中的事。1985年，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阴法唐调任第二炮兵副政委，我当时是党委秘书。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，听他讲了很多关于西藏的历史、风情、人文等奇闻轶事，让我对这片神秘之地充满了向往。1990年7月，阴法唐副政委带着我第一次进西藏，走的是柴达木、格尔木、昆仑山、可可西里这条线，这也正是后来青藏铁路的走向。而在创作《东方哈达》前，我已经去了8趟西藏。

2002年春天，中国作家协会将“国字第一号”工程青藏铁路建设的采访写作任务交给我，这是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项目。接到任务时，我突然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好像过去我对西藏的了解和所有的知识贮备，都是在为写这本书做准备。

我在青藏铁路修筑现场来回走了4年，先后采访了近300人，从指挥长到普通民工，积累了5大本采访笔记。最让我欣喜的，是这部书结构的创新。有一次，我在高原采访途中，看到两列火车在盐湖交错驶过，突然灵感闪现：采用“上行列车”写筑路的现实，用“下行列车”写历史的纵深，将青藏铁路的世纪大梦与千年唐蕃古道交织在一起。这种叙事结构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认可，评论家称是为国家重大工程的写作探出了新路，是“中国国家重大工程书写的一个坐标”。

记者：继《东方哈达》后，您又相继创作了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《雪域飞虹》《经幡》等西藏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。从青藏铁路的建设者，到脱贫攻坚路上的贫困群众，再到福利院里守护孤儿的爱心妈妈，您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西藏这片土地，只是关注的对象在不断变化和下沉。这种从“宏大叙事”到“个体命运”的转向，是您有意识的选择，还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而自然发生的？

徐剑：这种变化是在行走与思考中自然发生的。《东方哈达》关注的是决策者、指挥长、建设者，是宏大叙事。但走的多了，见的多了，想法自然就会发生变化。当你在海拔5100米的藏北双湖县住下，采访一天回来不想说话就想睡觉，当你在当惹雍措边泪流满面，你会发现，这片土地最打动你的，不是工程的宏大，而是那些普通人的命运。

所以我写《金青稞》时，用了一个“他”贯穿全篇，那个“他”其实就是我自己，以行走者的身份，和建档立卡贫困户、牧羊人、藏医、单亲妈妈站在一起，用一个记录者的姿态，和他们共同演绎西藏精准扶贫这场时代大剧。到了《西藏妈妈》，我的视角更下沉了。我努力突破理性表达，用共情的方式去写，把对“西藏妈妈”的叙述和我的西藏情结贯通起来。

记者：您先后进藏23次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，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采风”或“体验生活”，西藏到底是什么吸引着您？

徐剑：我第一次进西藏时，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。我们从山南到羊卓雍措，车里开了暖风，有些闷热，抵达海拔5000多米的山巅后，车停了下来，下车后，我站在雪山之巅，解开上衣拉链，吹了一下风，谁知寒风侵入我的骨髓，当晚就高反发作。三天后到达日喀则，被诊断为脑水肿。在那里，我昏迷了三天。这次经历，如凤凰涅槃。当时，我刚经历了一场磨难，处于命运的低潮。但当我从西藏回来后，人生从此顺风顺水，可谓否极泰来。后来去西藏，再也没有过任何不适的反应。

我有两个精神原乡，云贵高原是我的出生之地，青藏高原是我的精神成长之地。我几乎走遍了所有的藏地，在那片土地上，可以寻找回我们已经丢失已久的一种精神、一种境界、一种价值、一种信念、一种执著、一种虔诚、一种真挚。所以说，寻找一个民族的精神海拔，青藏高原也许是最后的高地。

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“人学”

记者：在报告文学创作中，您始终坚持“三不写”原则，即“走不到的地方不写、看不到的真相不写、听不到的故事不写”。“行走”对报告文学创作来说，是一种采访方法，还是一种文学态度？从“走到了”到“看到了”再到“写出来”，最关键的是什么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。“三不写”原则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，更是一种文学态度，一种文学立场。有了这个态度和立场，才会照此前行。好的报告文学作家，首先是一个旅行家；其次，是一个考据者，像考古学家一样，用洛阳铲从文化的夯土层里，挖掘出独特的、精彩的、陌生的，具有文学分量的故事；最后，才是一个叙事者。

从“走到了”到“看到了”再到“写出来”，最关键的在于作家的切入视角。怎么做到与众不同，怎么写出陌生感，这需要作家的敏锐度和辨识能力。

行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是非常必要的，一个好作家，一定要是个旅行家，而且不是那种打卡式的、走马观花式的旅行。行走于我来说，就是要极力让那些荒漠里的、雪峰冰川下的，乃至大森林里、高山河谷中的人文故事重新复活。如果只有地理学、只有植物学，而没有人文，这块大地永远是寂静的。只有写出了人的温度、人的悲欢和人的传奇，才是一部有生命力的书。

一直以来，我对自己的最大要求是：这部作品一定要超越上一部作品，不能在一个漩涡里打转，也不能重复自己。所以，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行走的脚步。

记者：报告文学最容易犯“大而空”的毛病。您是如何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与细微的个体命运之间，找准落脚点的？您的秘诀是什么？

徐剑：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可以分享，就是在采访中，要善于发现美，善于发现文学性的故事，找到独特、精彩的细节。这样写出来的作品，就会让读者觉得这才是和文学最接近的爱情故事、是和文学最接近的命运故事。同时，要把人作为最重要的写作对象，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“人学”，如果缺乏对人性的深度挖掘，作品就会空洞，就会失去灵魂。

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全方位的，但真实之上还有文学，只有从大量真实的事件和人物中发现那些独特的、陌生的、有震撼性的细节，才能避免“有报告无文学”的弊病，生动的细节能营造出历史的身临其境。

记者：您曾提出好的报告文学的六个标准：行走于野、落笔于人、感动于心、思想于理、形式于表、记史于书。这六个维度是否就是您心中的报告文学艺术价值的核心所在？

徐剑：是的，这六个维度就是我心中好的报告文学的标准。

所谓行走于野，就是要到田野里面去，到民间去，到人间去，到烟火的生活里去，把人间最精彩、最传奇、最打动人的故事挖掘出来；落笔于人，是围绕大写的人来写，写出人的苦难、挣扎、牺牲、奉献，甚至卑微的尊严；感动于心，就是要让作品真正打动人心，让读者产生共情；思想于理，思别人之未思，写别人之未写，以独立深刻的思考，透过现象揭示历史、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内在逻辑；形式于表，追求语言美、结构美和文章美；记史于书，要承担“国家史记”功能，为时代立传。

记者：您特别强调报告文学要把人作为最重要的写作对象，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，您总结出了人物塑造的“三化”法。请您分享在创作中是如何让这个“三化”落地的？

徐剑：文学是人学。如何写好笔下的人物，在几十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，我总结出的“三化”法确实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“三化”即伟人平民化、名人传奇化、平民伟人化。伟人平民化，就是把伟人当做邻家大哥，邻家大叔或者父辈来写；名人传奇化，就是把名人当作传奇和神话来写，挖掘他们身上那些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和细节，写出他们之所以成为“这一个”的独特性；平民伟人化，就把老百姓举过你的头顶，当作一个伟大的人物站在你面前，不是拔高他，而是从他微小的细节和故事里，看到他和伟人一样闪光的东西和精神世界。

报告文学的艺术价值，最终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。对于人物的书写，我一直坚持要对准小人物写，小人物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，普通人的梦就是中国梦。

宜昌的作家应该有文学的野心

记者：评论界把您的《天晓1921》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称为“壮年变法三部曲”。为什么您在达到如此高的文学成就后，还要进行自我突破？

徐剑：60岁是人生很重要的生命刻度，你对世界的认识、对自我的认知，一定更老到，更有情怀，更有境界。“通会之际，人书俱老”，这时候是变法的最佳时机。

说起来，我的“壮年变法”，和在鲁迅文学院那段学习经历有很大关系。2004年，我到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第三期高研班学习，与邱华栋、雷平阳、刘亮程、祝勇等作家同班，他们都是诗人、小说家、散文家，只有我是写报告文学的。在他们的强大气场中，我有了一种无形的压力，有了壮年作家的写作危机。当时，鲁迅文学院组织全班同学到锡林郭勒草原采风，回来后，我写了一篇历史散文《城郭之轻》。正是这次经历与写作，让我有了突破创作瓶颈的信心和勇气，开启了自己的“壮年变法”之旅。60岁前，我完成了“壮年变法”，退休后，又开始“衰年变法”。《阅山河》《运河谣》这些作品，就是变法的成果。

记者：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，您觉得报告文学在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的书写中，应发挥怎样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时代作用？作家如何才能写出既有生活厚度又有思想深度的作品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时代的备忘录，在这场山乡巨变的书写中，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，就是要为时代的变革留下真实的档案，为这片热土和奋斗的人们立传。我们要直面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引领这支队伍，深入基层、扎根生活，抓住这个时代的本质，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。要贴着人物，写出他们的责任与担当、命运与情感、奋斗与牺牲、挣扎与尊严，让作品有温度、有力量，让思想的光芒照亮人心。

记者：宜昌是三峡大坝所在地，2026年6月8日，“十五五”时期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——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。作为长期书写重大题材的著名作家，您认为这样的重大工程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
徐剑：三峡水运新通道这样的国家重大工程，对于三峡的作家、宜昌的作家、湖北的作家来说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叙事主题，大家可以守着三峡大坝来写，守着这个工程来写，守着这个大云梦泽来写，写出新时代的屈原《橘颂》，写出新时代的长江之歌，写出我们这个民族新时代的母亲河。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，就是我们始终站在长江文明这个重要的关键点上，这个关键点在于它不单是经济的，也是文化的，不单是历史的，也是这个时代的。历朝历代，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国家工程的建设和写作，唯有这个时代才有这种实力，唯有这个民族才有这种气魄。宜昌的作家应该有文学的野心、文学的雄心和担当，写出新时代的大禹治水和新时代的愚公移山，写出新时代的壮美华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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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峡日报》(2026年07月17日   第A8版)，91九色蝌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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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峡日报记者 阮仲谋，国产秘久久一区二区

人物名片

徐剑，云南省昆明市人，1958年出生，1974年入伍，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，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、九届、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，文学创作一级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，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“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”。出版“导弹系列”“西藏系列”“红色系列”“大江南系列”文学作品30多部800多万字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、中国图书奖、中华优秀出版物奖、中国好书等，被中国文联评为“德艺双馨”文艺家。

“《运河谣》里，我写了三条河流，一条是隋炀帝的物理运河，一条是文天祥的精神运河，一条是当下的众生运河。三条河流在大运河波澜不惊的河面上，续写着昨天、今天和未来的故事，让我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。”对徐剑会长的专访，是从他刚刚在《芙蓉》杂志刊发的长篇报告文学《运河谣》开始的。这部书写河流的作品，将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体生命体验深度融合，成为展现大运河文化内涵的生动名片。

徐剑的人生与军营有着深厚的渊源。他是云南昆明大板桥人，1974年高中毕业后，到镇派出所临时协助做资料登记工作，被接兵的排长王爱东看中，从此走进军营，成为一名导弹工程兵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基地新闻干事范金刚与他聊天，发现他读过《红楼梦》，认为他有才气，就鼓励他写文章。徐剑写了一篇纪实散文《红山茶》，经范金刚推荐到《边疆文艺》发表，从此走上文学之路。

44年的军旅生涯，不仅给了他文学的根基，也给了他精神的归宿。他特别感恩两位精神导师：一位是李旭阁司令员，徐剑在他身边当了5年秘书，被他带进导弹阵营；另一位是阴法唐副政委，带他第一次走进西藏，从此与雪域高原结下不解之缘。

徐剑最初写散文，后来专注报告文学创作，长期聚焦重大题材的书写，成为中国当代“大国叙事”的代表性作家。他的创作以“长剑”“西藏”为两翼，构成了他文学之旅的多重叙事。他用34年时间创作了《大国长剑》《鸟瞰地球》《大国重器》“导弹三部曲”。1994年，36岁的他创作首部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长剑》。这部作品出版后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、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他行走山川江河，创作了《东方哈达》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等“西藏系列”作品。此外，还创作了“红色系列”《天晓1921》、“大江南系列”《运河谣》等重要作品。

“我一生都在行走，每次上青藏高原，都像打了鸡血，乐此不疲。”23次进入西藏，那片广袤的高天厚土，不仅是他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，更是构成了他情感、精神与灵魂的海拔高度。

作为一位行走于野的作家，他对报告文学创作有独特的思考和见解，提出的报告文学“三不写”原则，将“行走”确立为报告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；归纳的优秀报告文学“六个标准”，是他对这一文体鲜明的艺术美学追求；总结出的“三化”法，为报告文学的人物书写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路径。他的这些创作理念及实践，成为报告文学文体的重要理论成果。

2026年6月26日，徐剑受邀专程从北京来到宜昌，为宜昌的作者们传授创作经验，分享行走的感悟与文学的思考。谈到正在宜昌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，这位以宏大叙事著称的作家难掩兴奋：“大禹治水，愚公移山，也只有在三峡，在湖北这片大地上才会演绎出这样的神话和传说。”他激励广大作家，用报告文学为时代立传，为山河代言。

名家访谈

《阅山河》是对我“童子功”的回报

记者：2026年1月，您的散文集《阅山河》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您曾多次提到，《阅山河》让您找回了散文写作的初心。为什么《阅山河》会让您有“回到了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心态”的感慨？为什么说散文是您的“童子功”？

徐剑： 我的文学之路是从写散文起步的。1975年，我的第一篇散文投给《边疆文艺》后，又在《散文》头条位置连续刊发了《剑光，在古烽火台上闪烁》等7篇作品。1987年，原二炮政治部宣传部和百花文艺出版社《散文》杂志，专门为我召开了作品研讨会，刘白羽先生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。1991年，我的第一部散文集《岁月之河》出版，刘白羽先生为该书作序，序言以《散文，一个清澈的小湖》为题，随后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。1993年，我从散文转向报告文学创作。而10年散文写作的积累与沉淀，成了我驾驭报告文学的底气。所以我说，我的“童子功”是散文。

《阅山河》是我几十年行走山河的见证和感悟，从唐蕃古道到秦长城，从西藏的高山峡谷到江南的古镇水乡，每一篇都是我用脚步丈量出来的，每一篇都是蘸着精血写就的。我67岁时这本书面世，让我回到了十六七岁青少年的写作心态：没有功利，没有世俗，有童真、浪漫和诗意，同时也有成熟思想的表达。可以说，《阅山河》就是对我“童子功”的回报。

记者：几十年的行走与抒写，您如何看待散文在自己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位置？散文的写作，对您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哪些方面的滋养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在宏大格局下，以真实为前提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的一种写作，是“他叙事”的写作。它写的是时代、是历史、是群体的命运，写作者是一个在场者、记录者、文史考据者、文学叙事者，要对事实负责，对笔下的人物负责。散文是一种内心的写作，是“我叙事”的写作，是写自己的情感、经历、人生、内心、灵魂以及精神世界。

《阅山河》是我的第九本散文集，散文写作在我的创作生涯中，占据着根基性的位置。刘白羽先生在《散文，一个清澈的小湖》中说，一定要把散文写成一个清澈的小湖，湖水清澈见底，鹅卵石、小鱼、小虾都清清楚楚地游在那里。这个理念让我始终保持文字的干净与克制，也让我的报告文学多了一些人文温度与文学质感。

记者：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评价时称，“《阅山河》是一部行走出来的散文集，也是一部沉淀出来的心灵史。”这个评价道出了两个关键词：即“行走”与“沉淀”。其实，“行走”与“写作”之间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。从地理上的抵达，到文字上的抒写，就《阅山河》来说，这些文字是如何在心中慢慢“发酵”、最终成为一部心灵史的？

徐剑：这些年，我的脚步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。每一次行走，都会有一种陌生感、传奇感、特殊感，甚至顿生一种文化落差。而行走只是第一步，真正让这些沉淀下来，需要很长时间的消化。每次从高原归来，我的灵魂就仿佛被羽化了，少一些猎奇、窥探，多一些敬畏与理解，拥有一种高度，那是情感的、精神的、灵魂的海拔高度。

中国文人的成长过程中，除了读四书五经，很重要的就是成名之前的壮游，司马迁、杜甫、苏轼皆是如此。在壮游大好河山的过程中，增加阅历，丰富内心，让大好河山归化自己的心意。有了这种境界的书写，精神就不会再漂泊，就会拥有一处故园。归化心野，方得山河真意，这就是从行走，到沉淀，再到写作的过程。

《大国长剑》是人生经历的一次文学洗礼

记者：您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长剑》，从1984年开始构思到1994年创作完成，用了整整10年时间。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写下这本书的？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，您遇到了哪些困难？

徐剑：《大国长剑》记录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从初创到壮大的发展历程。1974年，我从老家来到位于南方的一座深山老林里，成为一名为导弹筑巢的工程兵。那时候，施工技术比较落后，我亲眼看到过在施工中受伤、甚至牺牲的战友从山洞里抬出来，其中就有和我同坐一节闷罐车来的战友。他们走得无声无息，连鞭炮都没有。老团长说：“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告妻儿。”他们的牺牲，让我震撼，那些情景刀刻一样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我当时就有一个念头，把战友们的故事写下来，让历史不要忘记他们。

我是工程兵，有在原第二炮兵工程部队生活和工作的经历，创作之前，我还采访了全国所有的二炮基地，我的“素材库”丰富而且多样。《大国长剑》是我厚积薄发的收获，在创作中并没有遇到多大的挑战，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。

在创作前，四川作家邓贤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《中国知青梦》《大国之魂》，均在《当代》上刊发，我在心中立誓，也要创作一部能在《当代》上刊发的作品。邓贤作品对我的影响，就是确立了“写人的命运和故事”的文学标准。这部历时10年准备的作品，如愿得到了《当代》杂志头题首发，一下发了9万字，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所以，我对《当代》一直心存感激。

记者：《大国长剑》出版后，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，被誉为“一剑挑三奖”。首部长篇报告文学就获得如此高的文学奖项，您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徐剑：《大国长剑》是我人生经历的一次文学洗礼。一个文学新人的作品能获得全国性的三个大奖，对我来说，非常意外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幸运。“一剑挑三奖”也让我在创作上有了更大的自信，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创作的冲劲，我觉得要给16岁开始的工程兵岁月写一部书，写给那些十六七岁就牺牲在大山里的战友，写给身为导弹工程兵，却从来没有见过导弹的英雄们。这个工程，是我的老首长李旭阁司令任上完成的一项国防工程，它的建成，标志着中国的战略导弹可以鸟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。所以，我把这部书定名为《鸟瞰地球》。1997年该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，再次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。

记者：2018年，您又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重器》，从《大国长剑》到《鸟瞰地球》再到《大国重器》，您用34年时间完成了“导弹三部曲”的创作。创作“导弹三部曲”的想法是从创作《大国长剑》就有的，还是在后来的创作中萌生的？创作中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

徐剑：《大国重器》描写了我国导弹事业60年的峥嵘历程。“导弹三部曲”并不是一开始创作就有规划的，而是我的创作不断成熟的过程，在完成《大国长剑》《鸟瞰地球》后，创作“三部曲”的思路才逐渐清晰，随后，我投入到了《大国重器》的创作之中。2018年7月，《大国重器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“导弹三部曲”都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，这是我军旅题材的收官之作，2019年1月28日，我退休了，告别了44年零一个月的军旅生涯。

“导弹三部曲”的创作，最大的挑战不是写作本身，而是如何让重大主题走出宏大叙事的惯性，落到具体的生活细节和普通人的命运中，让真实的故事说话，写出那些普通人的真实日常、真实情感、真实悲欢。其实，真正的“大国重器”是人，那些老红军、老八路出身的高级将领与普通士兵，他们的忠诚、风骨、奉献，才是托起大国的脊梁。

青藏高原是我的精神成长之地

记者：您的报告文学题材主要有两大系列，即“长剑”系列和 “西藏”系列。2005年12月出版的《东方哈达》是您的首部西藏题材作品。作为军旅作家，是什么契机让您有机会创作这部反映青藏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作品的？在创作中，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

徐剑：写《东方哈达》这部书，似乎是冥冥之中的事。1985年，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阴法唐调任第二炮兵副政委，我当时是党委秘书。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，听他讲了很多关于西藏的历史、风情、人文等奇闻轶事，让我对这片神秘之地充满了向往。1990年7月，阴法唐副政委带着我第一次进西藏，走的是柴达木、格尔木、昆仑山、可可西里这条线，这也正是后来青藏铁路的走向。而在创作《东方哈达》前，我已经去了8趟西藏。

2002年春天，中国作家协会将“国字第一号”工程青藏铁路建设的采访写作任务交给我，这是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项目。接到任务时，我突然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好像过去我对西藏的了解和所有的知识贮备，都是在为写这本书做准备。

我在青藏铁路修筑现场来回走了4年，先后采访了近300人，从指挥长到普通民工，积累了5大本采访笔记。最让我欣喜的，是这部书结构的创新。有一次，我在高原采访途中，看到两列火车在盐湖交错驶过，突然灵感闪现：采用“上行列车”写筑路的现实，用“下行列车”写历史的纵深，将青藏铁路的世纪大梦与千年唐蕃古道交织在一起。这种叙事结构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认可，评论家称是为国家重大工程的写作探出了新路，是“中国国家重大工程书写的一个坐标”。

记者：继《东方哈达》后，您又相继创作了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《雪域飞虹》《经幡》等西藏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。从青藏铁路的建设者，到脱贫攻坚路上的贫困群众，再到福利院里守护孤儿的爱心妈妈，您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西藏这片土地，只是关注的对象在不断变化和下沉。这种从“宏大叙事”到“个体命运”的转向，是您有意识的选择，还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而自然发生的？

徐剑：这种变化是在行走与思考中自然发生的。《东方哈达》关注的是决策者、指挥长、建设者，是宏大叙事。但走的多了，见的多了，想法自然就会发生变化。当你在海拔5100米的藏北双湖县住下，采访一天回来不想说话就想睡觉，当你在当惹雍措边泪流满面，你会发现，这片土地最打动你的，不是工程的宏大，而是那些普通人的命运。

所以我写《金青稞》时，用了一个“他”贯穿全篇，那个“他”其实就是我自己，以行走者的身份，和建档立卡贫困户、牧羊人、藏医、单亲妈妈站在一起，用一个记录者的姿态，和他们共同演绎西藏精准扶贫这场时代大剧。到了《西藏妈妈》，我的视角更下沉了。我努力突破理性表达，用共情的方式去写，把对“西藏妈妈”的叙述和我的西藏情结贯通起来。

记者：您先后进藏23次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，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采风”或“体验生活”，西藏到底是什么吸引着您？

徐剑：我第一次进西藏时，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。我们从山南到羊卓雍措，车里开了暖风，有些闷热，抵达海拔5000多米的山巅后，车停了下来，下车后，我站在雪山之巅，解开上衣拉链，吹了一下风，谁知寒风侵入我的骨髓，当晚就高反发作。三天后到达日喀则，被诊断为脑水肿。在那里，我昏迷了三天。这次经历，如凤凰涅槃。当时，我刚经历了一场磨难，处于命运的低潮。但当我从西藏回来后，人生从此顺风顺水，可谓否极泰来。后来去西藏，再也没有过任何不适的反应。

我有两个精神原乡，云贵高原是我的出生之地，青藏高原是我的精神成长之地。我几乎走遍了所有的藏地，在那片土地上，可以寻找回我们已经丢失已久的一种精神、一种境界、一种价值、一种信念、一种执著、一种虔诚、一种真挚。所以说，寻找一个民族的精神海拔，青藏高原也许是最后的高地。

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“人学”

记者：在报告文学创作中，您始终坚持“三不写”原则，即“走不到的地方不写、看不到的真相不写、听不到的故事不写”。“行走”对报告文学创作来说，是一种采访方法，还是一种文学态度？从“走到了”到“看到了”再到“写出来”，最关键的是什么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。“三不写”原则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，更是一种文学态度，一种文学立场。有了这个态度和立场，才会照此前行。好的报告文学作家，首先是一个旅行家；其次，是一个考据者，像考古学家一样，用洛阳铲从文化的夯土层里，挖掘出独特的、精彩的、陌生的，具有文学分量的故事；最后，才是一个叙事者。

从“走到了”到“看到了”再到“写出来”，最关键的在于作家的切入视角。怎么做到与众不同，怎么写出陌生感，这需要作家的敏锐度和辨识能力。

行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是非常必要的，一个好作家，一定要是个旅行家，而且不是那种打卡式的、走马观花式的旅行。行走于我来说，就是要极力让那些荒漠里的、雪峰冰川下的，乃至大森林里、高山河谷中的人文故事重新复活。如果只有地理学、只有植物学，而没有人文，这块大地永远是寂静的。只有写出了人的温度、人的悲欢和人的传奇，才是一部有生命力的书。

一直以来，我对自己的最大要求是：这部作品一定要超越上一部作品，不能在一个漩涡里打转，也不能重复自己。所以，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行走的脚步。

记者：报告文学最容易犯“大而空”的毛病。您是如何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与细微的个体命运之间，找准落脚点的？您的秘诀是什么？

徐剑：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可以分享，就是在采访中，要善于发现美，善于发现文学性的故事，找到独特、精彩的细节。这样写出来的作品，就会让读者觉得这才是和文学最接近的爱情故事、是和文学最接近的命运故事。同时，要把人作为最重要的写作对象，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“人学”，如果缺乏对人性的深度挖掘，作品就会空洞，就会失去灵魂。

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全方位的，但真实之上还有文学，只有从大量真实的事件和人物中发现那些独特的、陌生的、有震撼性的细节，才能避免“有报告无文学”的弊病，生动的细节能营造出历史的身临其境。

记者：您曾提出好的报告文学的六个标准：行走于野、落笔于人、感动于心、思想于理、形式于表、记史于书。这六个维度是否就是您心中的报告文学艺术价值的核心所在？

徐剑：是的，这六个维度就是我心中好的报告文学的标准。

所谓行走于野，就是要到田野里面去，到民间去，到人间去，到烟火的生活里去，把人间最精彩、最传奇、最打动人的故事挖掘出来；落笔于人，是围绕大写的人来写，写出人的苦难、挣扎、牺牲、奉献，甚至卑微的尊严；感动于心，就是要让作品真正打动人心，让读者产生共情；思想于理，思别人之未思，写别人之未写，以独立深刻的思考，透过现象揭示历史、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内在逻辑；形式于表，追求语言美、结构美和文章美；记史于书，要承担“国家史记”功能，为时代立传。

记者：您特别强调报告文学要把人作为最重要的写作对象，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，您总结出了人物塑造的“三化”法。请您分享在创作中是如何让这个“三化”落地的？

徐剑：文学是人学。如何写好笔下的人物，在几十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，我总结出的“三化”法确实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“三化”即伟人平民化、名人传奇化、平民伟人化。伟人平民化，就是把伟人当做邻家大哥，邻家大叔或者父辈来写；名人传奇化，就是把名人当作传奇和神话来写，挖掘他们身上那些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和细节，写出他们之所以成为“这一个”的独特性；平民伟人化，就把老百姓举过你的头顶，当作一个伟大的人物站在你面前，不是拔高他，而是从他微小的细节和故事里，看到他和伟人一样闪光的东西和精神世界。

报告文学的艺术价值，最终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。对于人物的书写，我一直坚持要对准小人物写，小人物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，普通人的梦就是中国梦。

宜昌的作家应该有文学的野心

记者：评论界把您的《天晓1921》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称为“壮年变法三部曲”。为什么您在达到如此高的文学成就后，还要进行自我突破？

徐剑：60岁是人生很重要的生命刻度，你对世界的认识、对自我的认知，一定更老到，更有情怀，更有境界。“通会之际，人书俱老”，这时候是变法的最佳时机。

说起来，我的“壮年变法”，和在鲁迅文学院那段学习经历有很大关系。2004年，我到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第三期高研班学习，与邱华栋、雷平阳、刘亮程、祝勇等作家同班，他们都是诗人、小说家、散文家，只有我是写报告文学的。在他们的强大气场中，我有了一种无形的压力，有了壮年作家的写作危机。当时，鲁迅文学院组织全班同学到锡林郭勒草原采风，回来后，我写了一篇历史散文《城郭之轻》。正是这次经历与写作，让我有了突破创作瓶颈的信心和勇气，开启了自己的“壮年变法”之旅。60岁前，我完成了“壮年变法”，退休后，又开始“衰年变法”。《阅山河》《运河谣》这些作品，就是变法的成果。

记者：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，您觉得报告文学在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的书写中，应发挥怎样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时代作用？作家如何才能写出既有生活厚度又有思想深度的作品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时代的备忘录，在这场山乡巨变的书写中，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，就是要为时代的变革留下真实的档案，为这片热土和奋斗的人们立传。我们要直面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引领这支队伍，深入基层、扎根生活，抓住这个时代的本质，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。要贴着人物，写出他们的责任与担当、命运与情感、奋斗与牺牲、挣扎与尊严，让作品有温度、有力量，让思想的光芒照亮人心。

记者：宜昌是三峡大坝所在地，2026年6月8日，“十五五”时期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——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。作为长期书写重大题材的著名作家，您认为这样的重大工程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
徐剑：三峡水运新通道这样的国家重大工程，对于三峡的作家、宜昌的作家、湖北的作家来说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叙事主题，大家可以守着三峡大坝来写，守着这个工程来写，守着这个大云梦泽来写，写出新时代的屈原《橘颂》，写出新时代的长江之歌，写出我们这个民族新时代的母亲河。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，就是我们始终站在长江文明这个重要的关键点上，这个关键点在于它不单是经济的，也是文化的，不单是历史的，也是这个时代的。历朝历代，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国家工程的建设和写作，唯有这个时代才有这种实力，唯有这个民族才有这种气魄。宜昌的作家应该有文学的野心、文学的雄心和担当，写出新时代的大禹治水和新时代的愚公移山，写出新时代的壮美华章。

菲律宾棉兰老岛近海发生7.8级地震 菲总统宣布受灾地区学校停课

《三峡日报》(2026年07月17日   第A8版)，91九色蝌蚪

徐剑资料图，女性向视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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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69XX丰满少妇在线观看网站，徐剑作品《阅山河》《东方哈达》《天晓1921》《大国长剑》

三峡日报记者 阮仲谋，国产秘久久一区二区

人物名片

徐剑，云南省昆明市人，1958年出生，1974年入伍，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，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、九届、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，文学创作一级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，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“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”。出版“导弹系列”“西藏系列”“红色系列”“大江南系列”文学作品30多部800多万字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、中国图书奖、中华优秀出版物奖、中国好书等，被中国文联评为“德艺双馨”文艺家。

“《运河谣》里，我写了三条河流，一条是隋炀帝的物理运河，一条是文天祥的精神运河，一条是当下的众生运河。三条河流在大运河波澜不惊的河面上，续写着昨天、今天和未来的故事，让我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。”对徐剑会长的专访，是从他刚刚在《芙蓉》杂志刊发的长篇报告文学《运河谣》开始的。这部书写河流的作品，将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体生命体验深度融合，成为展现大运河文化内涵的生动名片。

徐剑的人生与军营有着深厚的渊源。他是云南昆明大板桥人，1974年高中毕业后，到镇派出所临时协助做资料登记工作，被接兵的排长王爱东看中，从此走进军营，成为一名导弹工程兵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基地新闻干事范金刚与他聊天，发现他读过《红楼梦》，认为他有才气，就鼓励他写文章。徐剑写了一篇纪实散文《红山茶》，经范金刚推荐到《边疆文艺》发表，从此走上文学之路。

44年的军旅生涯，不仅给了他文学的根基，也给了他精神的归宿。他特别感恩两位精神导师：一位是李旭阁司令员，徐剑在他身边当了5年秘书，被他带进导弹阵营；另一位是阴法唐副政委，带他第一次走进西藏，从此与雪域高原结下不解之缘。

徐剑最初写散文，后来专注报告文学创作，长期聚焦重大题材的书写，成为中国当代“大国叙事”的代表性作家。他的创作以“长剑”“西藏”为两翼，构成了他文学之旅的多重叙事。他用34年时间创作了《大国长剑》《鸟瞰地球》《大国重器》“导弹三部曲”。1994年，36岁的他创作首部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长剑》。这部作品出版后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、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他行走山川江河，创作了《东方哈达》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等“西藏系列”作品。此外，还创作了“红色系列”《天晓1921》、“大江南系列”《运河谣》等重要作品。

“我一生都在行走，每次上青藏高原，都像打了鸡血，乐此不疲。”23次进入西藏，那片广袤的高天厚土，不仅是他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，更是构成了他情感、精神与灵魂的海拔高度。

作为一位行走于野的作家，他对报告文学创作有独特的思考和见解，提出的报告文学“三不写”原则，将“行走”确立为报告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；归纳的优秀报告文学“六个标准”，是他对这一文体鲜明的艺术美学追求；总结出的“三化”法，为报告文学的人物书写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路径。他的这些创作理念及实践，成为报告文学文体的重要理论成果。

2026年6月26日，徐剑受邀专程从北京来到宜昌，为宜昌的作者们传授创作经验，分享行走的感悟与文学的思考。谈到正在宜昌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，这位以宏大叙事著称的作家难掩兴奋：“大禹治水，愚公移山，也只有在三峡，在湖北这片大地上才会演绎出这样的神话和传说。”他激励广大作家，用报告文学为时代立传，为山河代言。

名家访谈

《阅山河》是对我“童子功”的回报

记者：2026年1月，您的散文集《阅山河》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您曾多次提到，《阅山河》让您找回了散文写作的初心。为什么《阅山河》会让您有“回到了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心态”的感慨？为什么说散文是您的“童子功”？

徐剑： 我的文学之路是从写散文起步的。1975年，我的第一篇散文投给《边疆文艺》后，又在《散文》头条位置连续刊发了《剑光，在古烽火台上闪烁》等7篇作品。1987年，原二炮政治部宣传部和百花文艺出版社《散文》杂志，专门为我召开了作品研讨会，刘白羽先生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。1991年，我的第一部散文集《岁月之河》出版，刘白羽先生为该书作序，序言以《散文，一个清澈的小湖》为题，随后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。1993年，我从散文转向报告文学创作。而10年散文写作的积累与沉淀，成了我驾驭报告文学的底气。所以我说，我的“童子功”是散文。

《阅山河》是我几十年行走山河的见证和感悟，从唐蕃古道到秦长城，从西藏的高山峡谷到江南的古镇水乡，每一篇都是我用脚步丈量出来的，每一篇都是蘸着精血写就的。我67岁时这本书面世，让我回到了十六七岁青少年的写作心态：没有功利，没有世俗，有童真、浪漫和诗意，同时也有成熟思想的表达。可以说，《阅山河》就是对我“童子功”的回报。

记者：几十年的行走与抒写，您如何看待散文在自己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位置？散文的写作，对您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哪些方面的滋养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在宏大格局下，以真实为前提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的一种写作，是“他叙事”的写作。它写的是时代、是历史、是群体的命运，写作者是一个在场者、记录者、文史考据者、文学叙事者，要对事实负责，对笔下的人物负责。散文是一种内心的写作，是“我叙事”的写作，是写自己的情感、经历、人生、内心、灵魂以及精神世界。

《阅山河》是我的第九本散文集，散文写作在我的创作生涯中，占据着根基性的位置。刘白羽先生在《散文，一个清澈的小湖》中说，一定要把散文写成一个清澈的小湖，湖水清澈见底，鹅卵石、小鱼、小虾都清清楚楚地游在那里。这个理念让我始终保持文字的干净与克制，也让我的报告文学多了一些人文温度与文学质感。

记者：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评价时称，“《阅山河》是一部行走出来的散文集，也是一部沉淀出来的心灵史。”这个评价道出了两个关键词：即“行走”与“沉淀”。其实，“行走”与“写作”之间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。从地理上的抵达，到文字上的抒写，就《阅山河》来说，这些文字是如何在心中慢慢“发酵”、最终成为一部心灵史的？

徐剑：这些年，我的脚步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。每一次行走，都会有一种陌生感、传奇感、特殊感，甚至顿生一种文化落差。而行走只是第一步，真正让这些沉淀下来，需要很长时间的消化。每次从高原归来，我的灵魂就仿佛被羽化了，少一些猎奇、窥探，多一些敬畏与理解，拥有一种高度，那是情感的、精神的、灵魂的海拔高度。

中国文人的成长过程中，除了读四书五经，很重要的就是成名之前的壮游，司马迁、杜甫、苏轼皆是如此。在壮游大好河山的过程中，增加阅历，丰富内心，让大好河山归化自己的心意。有了这种境界的书写，精神就不会再漂泊，就会拥有一处故园。归化心野，方得山河真意，这就是从行走，到沉淀，再到写作的过程。

《大国长剑》是人生经历的一次文学洗礼

记者：您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长剑》，从1984年开始构思到1994年创作完成，用了整整10年时间。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写下这本书的？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，您遇到了哪些困难？

徐剑：《大国长剑》记录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从初创到壮大的发展历程。1974年，我从老家来到位于南方的一座深山老林里，成为一名为导弹筑巢的工程兵。那时候，施工技术比较落后，我亲眼看到过在施工中受伤、甚至牺牲的战友从山洞里抬出来，其中就有和我同坐一节闷罐车来的战友。他们走得无声无息，连鞭炮都没有。老团长说：“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告妻儿。”他们的牺牲，让我震撼，那些情景刀刻一样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我当时就有一个念头，把战友们的故事写下来，让历史不要忘记他们。

我是工程兵，有在原第二炮兵工程部队生活和工作的经历，创作之前，我还采访了全国所有的二炮基地，我的“素材库”丰富而且多样。《大国长剑》是我厚积薄发的收获，在创作中并没有遇到多大的挑战，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。

在创作前，四川作家邓贤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《中国知青梦》《大国之魂》，均在《当代》上刊发，我在心中立誓，也要创作一部能在《当代》上刊发的作品。邓贤作品对我的影响，就是确立了“写人的命运和故事”的文学标准。这部历时10年准备的作品，如愿得到了《当代》杂志头题首发，一下发了9万字，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所以，我对《当代》一直心存感激。

记者：《大国长剑》出版后，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，被誉为“一剑挑三奖”。首部长篇报告文学就获得如此高的文学奖项，您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徐剑：《大国长剑》是我人生经历的一次文学洗礼。一个文学新人的作品能获得全国性的三个大奖，对我来说，非常意外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幸运。“一剑挑三奖”也让我在创作上有了更大的自信，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创作的冲劲，我觉得要给16岁开始的工程兵岁月写一部书，写给那些十六七岁就牺牲在大山里的战友，写给身为导弹工程兵，却从来没有见过导弹的英雄们。这个工程，是我的老首长李旭阁司令任上完成的一项国防工程，它的建成，标志着中国的战略导弹可以鸟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。所以，我把这部书定名为《鸟瞰地球》。1997年该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，再次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。

记者：2018年，您又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重器》，从《大国长剑》到《鸟瞰地球》再到《大国重器》，您用34年时间完成了“导弹三部曲”的创作。创作“导弹三部曲”的想法是从创作《大国长剑》就有的，还是在后来的创作中萌生的？创作中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

徐剑：《大国重器》描写了我国导弹事业60年的峥嵘历程。“导弹三部曲”并不是一开始创作就有规划的，而是我的创作不断成熟的过程，在完成《大国长剑》《鸟瞰地球》后，创作“三部曲”的思路才逐渐清晰，随后，我投入到了《大国重器》的创作之中。2018年7月，《大国重器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“导弹三部曲”都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，这是我军旅题材的收官之作，2019年1月28日，我退休了，告别了44年零一个月的军旅生涯。

“导弹三部曲”的创作，最大的挑战不是写作本身，而是如何让重大主题走出宏大叙事的惯性，落到具体的生活细节和普通人的命运中，让真实的故事说话，写出那些普通人的真实日常、真实情感、真实悲欢。其实，真正的“大国重器”是人，那些老红军、老八路出身的高级将领与普通士兵，他们的忠诚、风骨、奉献，才是托起大国的脊梁。

青藏高原是我的精神成长之地

记者：您的报告文学题材主要有两大系列，即“长剑”系列和 “西藏”系列。2005年12月出版的《东方哈达》是您的首部西藏题材作品。作为军旅作家，是什么契机让您有机会创作这部反映青藏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作品的？在创作中，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

徐剑：写《东方哈达》这部书，似乎是冥冥之中的事。1985年，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阴法唐调任第二炮兵副政委，我当时是党委秘书。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，听他讲了很多关于西藏的历史、风情、人文等奇闻轶事，让我对这片神秘之地充满了向往。1990年7月，阴法唐副政委带着我第一次进西藏，走的是柴达木、格尔木、昆仑山、可可西里这条线，这也正是后来青藏铁路的走向。而在创作《东方哈达》前，我已经去了8趟西藏。

2002年春天，中国作家协会将“国字第一号”工程青藏铁路建设的采访写作任务交给我，这是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项目。接到任务时，我突然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好像过去我对西藏的了解和所有的知识贮备，都是在为写这本书做准备。

我在青藏铁路修筑现场来回走了4年，先后采访了近300人，从指挥长到普通民工，积累了5大本采访笔记。最让我欣喜的，是这部书结构的创新。有一次，我在高原采访途中，看到两列火车在盐湖交错驶过，突然灵感闪现：采用“上行列车”写筑路的现实，用“下行列车”写历史的纵深，将青藏铁路的世纪大梦与千年唐蕃古道交织在一起。这种叙事结构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认可，评论家称是为国家重大工程的写作探出了新路，是“中国国家重大工程书写的一个坐标”。

记者：继《东方哈达》后，您又相继创作了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《雪域飞虹》《经幡》等西藏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。从青藏铁路的建设者，到脱贫攻坚路上的贫困群众，再到福利院里守护孤儿的爱心妈妈，您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西藏这片土地，只是关注的对象在不断变化和下沉。这种从“宏大叙事”到“个体命运”的转向，是您有意识的选择，还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而自然发生的？

徐剑：这种变化是在行走与思考中自然发生的。《东方哈达》关注的是决策者、指挥长、建设者，是宏大叙事。但走的多了，见的多了，想法自然就会发生变化。当你在海拔5100米的藏北双湖县住下，采访一天回来不想说话就想睡觉，当你在当惹雍措边泪流满面，你会发现，这片土地最打动你的，不是工程的宏大，而是那些普通人的命运。

所以我写《金青稞》时，用了一个“他”贯穿全篇，那个“他”其实就是我自己，以行走者的身份，和建档立卡贫困户、牧羊人、藏医、单亲妈妈站在一起，用一个记录者的姿态，和他们共同演绎西藏精准扶贫这场时代大剧。到了《西藏妈妈》，我的视角更下沉了。我努力突破理性表达，用共情的方式去写，把对“西藏妈妈”的叙述和我的西藏情结贯通起来。

记者：您先后进藏23次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，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采风”或“体验生活”，西藏到底是什么吸引着您？

徐剑：我第一次进西藏时，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。我们从山南到羊卓雍措，车里开了暖风，有些闷热，抵达海拔5000多米的山巅后，车停了下来，下车后，我站在雪山之巅，解开上衣拉链，吹了一下风，谁知寒风侵入我的骨髓，当晚就高反发作。三天后到达日喀则，被诊断为脑水肿。在那里，我昏迷了三天。这次经历，如凤凰涅槃。当时，我刚经历了一场磨难，处于命运的低潮。但当我从西藏回来后，人生从此顺风顺水，可谓否极泰来。后来去西藏，再也没有过任何不适的反应。

我有两个精神原乡，云贵高原是我的出生之地，青藏高原是我的精神成长之地。我几乎走遍了所有的藏地，在那片土地上，可以寻找回我们已经丢失已久的一种精神、一种境界、一种价值、一种信念、一种执著、一种虔诚、一种真挚。所以说，寻找一个民族的精神海拔，青藏高原也许是最后的高地。

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“人学”

记者：在报告文学创作中，您始终坚持“三不写”原则，即“走不到的地方不写、看不到的真相不写、听不到的故事不写”。“行走”对报告文学创作来说，是一种采访方法，还是一种文学态度？从“走到了”到“看到了”再到“写出来”，最关键的是什么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。“三不写”原则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，更是一种文学态度，一种文学立场。有了这个态度和立场，才会照此前行。好的报告文学作家，首先是一个旅行家；其次，是一个考据者，像考古学家一样，用洛阳铲从文化的夯土层里，挖掘出独特的、精彩的、陌生的，具有文学分量的故事；最后，才是一个叙事者。

从“走到了”到“看到了”再到“写出来”，最关键的在于作家的切入视角。怎么做到与众不同，怎么写出陌生感，这需要作家的敏锐度和辨识能力。

行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是非常必要的，一个好作家，一定要是个旅行家，而且不是那种打卡式的、走马观花式的旅行。行走于我来说，就是要极力让那些荒漠里的、雪峰冰川下的，乃至大森林里、高山河谷中的人文故事重新复活。如果只有地理学、只有植物学，而没有人文，这块大地永远是寂静的。只有写出了人的温度、人的悲欢和人的传奇，才是一部有生命力的书。

一直以来，我对自己的最大要求是：这部作品一定要超越上一部作品，不能在一个漩涡里打转，也不能重复自己。所以，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行走的脚步。

记者：报告文学最容易犯“大而空”的毛病。您是如何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与细微的个体命运之间，找准落脚点的？您的秘诀是什么？

徐剑：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可以分享，就是在采访中，要善于发现美，善于发现文学性的故事，找到独特、精彩的细节。这样写出来的作品，就会让读者觉得这才是和文学最接近的爱情故事、是和文学最接近的命运故事。同时，要把人作为最重要的写作对象，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“人学”，如果缺乏对人性的深度挖掘，作品就会空洞，就会失去灵魂。

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全方位的，但真实之上还有文学，只有从大量真实的事件和人物中发现那些独特的、陌生的、有震撼性的细节，才能避免“有报告无文学”的弊病，生动的细节能营造出历史的身临其境。

记者：您曾提出好的报告文学的六个标准：行走于野、落笔于人、感动于心、思想于理、形式于表、记史于书。这六个维度是否就是您心中的报告文学艺术价值的核心所在？

徐剑：是的，这六个维度就是我心中好的报告文学的标准。

所谓行走于野，就是要到田野里面去，到民间去，到人间去，到烟火的生活里去，把人间最精彩、最传奇、最打动人的故事挖掘出来；落笔于人，是围绕大写的人来写，写出人的苦难、挣扎、牺牲、奉献，甚至卑微的尊严；感动于心，就是要让作品真正打动人心，让读者产生共情；思想于理，思别人之未思，写别人之未写，以独立深刻的思考，透过现象揭示历史、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内在逻辑；形式于表，追求语言美、结构美和文章美；记史于书，要承担“国家史记”功能，为时代立传。

记者：您特别强调报告文学要把人作为最重要的写作对象，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，您总结出了人物塑造的“三化”法。请您分享在创作中是如何让这个“三化”落地的？

徐剑：文学是人学。如何写好笔下的人物，在几十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，我总结出的“三化”法确实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“三化”即伟人平民化、名人传奇化、平民伟人化。伟人平民化，就是把伟人当做邻家大哥，邻家大叔或者父辈来写；名人传奇化，就是把名人当作传奇和神话来写，挖掘他们身上那些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和细节，写出他们之所以成为“这一个”的独特性；平民伟人化，就把老百姓举过你的头顶，当作一个伟大的人物站在你面前，不是拔高他，而是从他微小的细节和故事里，看到他和伟人一样闪光的东西和精神世界。

报告文学的艺术价值，最终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。对于人物的书写，我一直坚持要对准小人物写，小人物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，普通人的梦就是中国梦。

宜昌的作家应该有文学的野心

记者：评论界把您的《天晓1921》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称为“壮年变法三部曲”。为什么您在达到如此高的文学成就后，还要进行自我突破？

徐剑：60岁是人生很重要的生命刻度，你对世界的认识、对自我的认知，一定更老到，更有情怀，更有境界。“通会之际，人书俱老”，这时候是变法的最佳时机。

说起来，我的“壮年变法”，和在鲁迅文学院那段学习经历有很大关系。2004年，我到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第三期高研班学习，与邱华栋、雷平阳、刘亮程、祝勇等作家同班，他们都是诗人、小说家、散文家，只有我是写报告文学的。在他们的强大气场中，我有了一种无形的压力，有了壮年作家的写作危机。当时，鲁迅文学院组织全班同学到锡林郭勒草原采风，回来后，我写了一篇历史散文《城郭之轻》。正是这次经历与写作，让我有了突破创作瓶颈的信心和勇气，开启了自己的“壮年变法”之旅。60岁前，我完成了“壮年变法”，退休后，又开始“衰年变法”。《阅山河》《运河谣》这些作品，就是变法的成果。

记者：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，您觉得报告文学在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的书写中，应发挥怎样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时代作用？作家如何才能写出既有生活厚度又有思想深度的作品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时代的备忘录，在这场山乡巨变的书写中，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，就是要为时代的变革留下真实的档案，为这片热土和奋斗的人们立传。我们要直面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引领这支队伍，深入基层、扎根生活，抓住这个时代的本质，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。要贴着人物，写出他们的责任与担当、命运与情感、奋斗与牺牲、挣扎与尊严，让作品有温度、有力量，让思想的光芒照亮人心。

记者：宜昌是三峡大坝所在地，2026年6月8日，“十五五”时期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——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。作为长期书写重大题材的著名作家，您认为这样的重大工程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
徐剑：三峡水运新通道这样的国家重大工程，对于三峡的作家、宜昌的作家、湖北的作家来说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叙事主题，大家可以守着三峡大坝来写，守着这个工程来写，守着这个大云梦泽来写，写出新时代的屈原《橘颂》，写出新时代的长江之歌，写出我们这个民族新时代的母亲河。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，就是我们始终站在长江文明这个重要的关键点上，这个关键点在于它不单是经济的，也是文化的，不单是历史的，也是这个时代的。历朝历代，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国家工程的建设和写作，唯有这个时代才有这种实力，唯有这个民族才有这种气魄。宜昌的作家应该有文学的野心、文学的雄心和担当，写出新时代的大禹治水和新时代的愚公移山，写出新时代的壮美华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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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峡日报记者 阮仲谋，国产秘久久一区二区

人物名片

徐剑，云南省昆明市人，1958年出生，1974年入伍，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，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、九届、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，文学创作一级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，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“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”。出版“导弹系列”“西藏系列”“红色系列”“大江南系列”文学作品30多部800多万字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、中国图书奖、中华优秀出版物奖、中国好书等，被中国文联评为“德艺双馨”文艺家。

“《运河谣》里，我写了三条河流，一条是隋炀帝的物理运河，一条是文天祥的精神运河，一条是当下的众生运河。三条河流在大运河波澜不惊的河面上，续写着昨天、今天和未来的故事，让我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。”对徐剑会长的专访，是从他刚刚在《芙蓉》杂志刊发的长篇报告文学《运河谣》开始的。这部书写河流的作品，将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体生命体验深度融合，成为展现大运河文化内涵的生动名片。

徐剑的人生与军营有着深厚的渊源。他是云南昆明大板桥人，1974年高中毕业后，到镇派出所临时协助做资料登记工作，被接兵的排长王爱东看中，从此走进军营，成为一名导弹工程兵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基地新闻干事范金刚与他聊天，发现他读过《红楼梦》，认为他有才气，就鼓励他写文章。徐剑写了一篇纪实散文《红山茶》，经范金刚推荐到《边疆文艺》发表，从此走上文学之路。

44年的军旅生涯，不仅给了他文学的根基，也给了他精神的归宿。他特别感恩两位精神导师：一位是李旭阁司令员，徐剑在他身边当了5年秘书，被他带进导弹阵营；另一位是阴法唐副政委，带他第一次走进西藏，从此与雪域高原结下不解之缘。

徐剑最初写散文，后来专注报告文学创作，长期聚焦重大题材的书写，成为中国当代“大国叙事”的代表性作家。他的创作以“长剑”“西藏”为两翼，构成了他文学之旅的多重叙事。他用34年时间创作了《大国长剑》《鸟瞰地球》《大国重器》“导弹三部曲”。1994年，36岁的他创作首部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长剑》。这部作品出版后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、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他行走山川江河，创作了《东方哈达》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等“西藏系列”作品。此外，还创作了“红色系列”《天晓1921》、“大江南系列”《运河谣》等重要作品。

“我一生都在行走，每次上青藏高原，都像打了鸡血，乐此不疲。”23次进入西藏，那片广袤的高天厚土，不仅是他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，更是构成了他情感、精神与灵魂的海拔高度。

作为一位行走于野的作家，他对报告文学创作有独特的思考和见解，提出的报告文学“三不写”原则，将“行走”确立为报告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；归纳的优秀报告文学“六个标准”，是他对这一文体鲜明的艺术美学追求；总结出的“三化”法，为报告文学的人物书写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路径。他的这些创作理念及实践，成为报告文学文体的重要理论成果。

2026年6月26日，徐剑受邀专程从北京来到宜昌，为宜昌的作者们传授创作经验，分享行走的感悟与文学的思考。谈到正在宜昌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，这位以宏大叙事著称的作家难掩兴奋：“大禹治水，愚公移山，也只有在三峡，在湖北这片大地上才会演绎出这样的神话和传说。”他激励广大作家，用报告文学为时代立传，为山河代言。

名家访谈

《阅山河》是对我“童子功”的回报

记者：2026年1月，您的散文集《阅山河》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您曾多次提到，《阅山河》让您找回了散文写作的初心。为什么《阅山河》会让您有“回到了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心态”的感慨？为什么说散文是您的“童子功”？

徐剑： 我的文学之路是从写散文起步的。1975年，我的第一篇散文投给《边疆文艺》后，又在《散文》头条位置连续刊发了《剑光，在古烽火台上闪烁》等7篇作品。1987年，原二炮政治部宣传部和百花文艺出版社《散文》杂志，专门为我召开了作品研讨会，刘白羽先生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。1991年，我的第一部散文集《岁月之河》出版，刘白羽先生为该书作序，序言以《散文，一个清澈的小湖》为题，随后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。1993年，我从散文转向报告文学创作。而10年散文写作的积累与沉淀，成了我驾驭报告文学的底气。所以我说，我的“童子功”是散文。

《阅山河》是我几十年行走山河的见证和感悟，从唐蕃古道到秦长城，从西藏的高山峡谷到江南的古镇水乡，每一篇都是我用脚步丈量出来的，每一篇都是蘸着精血写就的。我67岁时这本书面世，让我回到了十六七岁青少年的写作心态：没有功利，没有世俗，有童真、浪漫和诗意，同时也有成熟思想的表达。可以说，《阅山河》就是对我“童子功”的回报。

记者：几十年的行走与抒写，您如何看待散文在自己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位置？散文的写作，对您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哪些方面的滋养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在宏大格局下，以真实为前提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的一种写作，是“他叙事”的写作。它写的是时代、是历史、是群体的命运，写作者是一个在场者、记录者、文史考据者、文学叙事者，要对事实负责，对笔下的人物负责。散文是一种内心的写作，是“我叙事”的写作，是写自己的情感、经历、人生、内心、灵魂以及精神世界。

《阅山河》是我的第九本散文集，散文写作在我的创作生涯中，占据着根基性的位置。刘白羽先生在《散文，一个清澈的小湖》中说，一定要把散文写成一个清澈的小湖，湖水清澈见底，鹅卵石、小鱼、小虾都清清楚楚地游在那里。这个理念让我始终保持文字的干净与克制，也让我的报告文学多了一些人文温度与文学质感。

记者：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评价时称，“《阅山河》是一部行走出来的散文集，也是一部沉淀出来的心灵史。”这个评价道出了两个关键词：即“行走”与“沉淀”。其实，“行走”与“写作”之间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。从地理上的抵达，到文字上的抒写，就《阅山河》来说，这些文字是如何在心中慢慢“发酵”、最终成为一部心灵史的？

徐剑：这些年，我的脚步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。每一次行走，都会有一种陌生感、传奇感、特殊感，甚至顿生一种文化落差。而行走只是第一步，真正让这些沉淀下来，需要很长时间的消化。每次从高原归来，我的灵魂就仿佛被羽化了，少一些猎奇、窥探，多一些敬畏与理解，拥有一种高度，那是情感的、精神的、灵魂的海拔高度。

中国文人的成长过程中，除了读四书五经，很重要的就是成名之前的壮游，司马迁、杜甫、苏轼皆是如此。在壮游大好河山的过程中，增加阅历，丰富内心，让大好河山归化自己的心意。有了这种境界的书写，精神就不会再漂泊，就会拥有一处故园。归化心野，方得山河真意，这就是从行走，到沉淀，再到写作的过程。

《大国长剑》是人生经历的一次文学洗礼

记者：您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长剑》，从1984年开始构思到1994年创作完成，用了整整10年时间。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写下这本书的？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，您遇到了哪些困难？

徐剑：《大国长剑》记录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从初创到壮大的发展历程。1974年，我从老家来到位于南方的一座深山老林里，成为一名为导弹筑巢的工程兵。那时候，施工技术比较落后，我亲眼看到过在施工中受伤、甚至牺牲的战友从山洞里抬出来，其中就有和我同坐一节闷罐车来的战友。他们走得无声无息，连鞭炮都没有。老团长说：“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告妻儿。”他们的牺牲，让我震撼，那些情景刀刻一样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我当时就有一个念头，把战友们的故事写下来，让历史不要忘记他们。

我是工程兵，有在原第二炮兵工程部队生活和工作的经历，创作之前，我还采访了全国所有的二炮基地，我的“素材库”丰富而且多样。《大国长剑》是我厚积薄发的收获，在创作中并没有遇到多大的挑战，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。

在创作前，四川作家邓贤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《中国知青梦》《大国之魂》，均在《当代》上刊发，我在心中立誓，也要创作一部能在《当代》上刊发的作品。邓贤作品对我的影响，就是确立了“写人的命运和故事”的文学标准。这部历时10年准备的作品，如愿得到了《当代》杂志头题首发，一下发了9万字，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所以，我对《当代》一直心存感激。

记者：《大国长剑》出版后，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，被誉为“一剑挑三奖”。首部长篇报告文学就获得如此高的文学奖项，您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徐剑：《大国长剑》是我人生经历的一次文学洗礼。一个文学新人的作品能获得全国性的三个大奖，对我来说，非常意外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幸运。“一剑挑三奖”也让我在创作上有了更大的自信，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创作的冲劲，我觉得要给16岁开始的工程兵岁月写一部书，写给那些十六七岁就牺牲在大山里的战友，写给身为导弹工程兵，却从来没有见过导弹的英雄们。这个工程，是我的老首长李旭阁司令任上完成的一项国防工程，它的建成，标志着中国的战略导弹可以鸟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。所以，我把这部书定名为《鸟瞰地球》。1997年该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，再次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。

记者：2018年，您又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重器》，从《大国长剑》到《鸟瞰地球》再到《大国重器》，您用34年时间完成了“导弹三部曲”的创作。创作“导弹三部曲”的想法是从创作《大国长剑》就有的，还是在后来的创作中萌生的？创作中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

徐剑：《大国重器》描写了我国导弹事业60年的峥嵘历程。“导弹三部曲”并不是一开始创作就有规划的，而是我的创作不断成熟的过程，在完成《大国长剑》《鸟瞰地球》后，创作“三部曲”的思路才逐渐清晰，随后，我投入到了《大国重器》的创作之中。2018年7月，《大国重器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“导弹三部曲”都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，这是我军旅题材的收官之作，2019年1月28日，我退休了，告别了44年零一个月的军旅生涯。

“导弹三部曲”的创作，最大的挑战不是写作本身，而是如何让重大主题走出宏大叙事的惯性，落到具体的生活细节和普通人的命运中，让真实的故事说话，写出那些普通人的真实日常、真实情感、真实悲欢。其实，真正的“大国重器”是人，那些老红军、老八路出身的高级将领与普通士兵，他们的忠诚、风骨、奉献，才是托起大国的脊梁。

青藏高原是我的精神成长之地

记者：您的报告文学题材主要有两大系列，即“长剑”系列和 “西藏”系列。2005年12月出版的《东方哈达》是您的首部西藏题材作品。作为军旅作家，是什么契机让您有机会创作这部反映青藏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作品的？在创作中，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

徐剑：写《东方哈达》这部书，似乎是冥冥之中的事。1985年，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阴法唐调任第二炮兵副政委，我当时是党委秘书。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，听他讲了很多关于西藏的历史、风情、人文等奇闻轶事，让我对这片神秘之地充满了向往。1990年7月，阴法唐副政委带着我第一次进西藏，走的是柴达木、格尔木、昆仑山、可可西里这条线，这也正是后来青藏铁路的走向。而在创作《东方哈达》前，我已经去了8趟西藏。

2002年春天，中国作家协会将“国字第一号”工程青藏铁路建设的采访写作任务交给我，这是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项目。接到任务时，我突然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好像过去我对西藏的了解和所有的知识贮备，都是在为写这本书做准备。

我在青藏铁路修筑现场来回走了4年，先后采访了近300人，从指挥长到普通民工，积累了5大本采访笔记。最让我欣喜的，是这部书结构的创新。有一次，我在高原采访途中，看到两列火车在盐湖交错驶过，突然灵感闪现：采用“上行列车”写筑路的现实，用“下行列车”写历史的纵深，将青藏铁路的世纪大梦与千年唐蕃古道交织在一起。这种叙事结构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认可，评论家称是为国家重大工程的写作探出了新路，是“中国国家重大工程书写的一个坐标”。

记者：继《东方哈达》后，您又相继创作了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《雪域飞虹》《经幡》等西藏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。从青藏铁路的建设者，到脱贫攻坚路上的贫困群众，再到福利院里守护孤儿的爱心妈妈，您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西藏这片土地，只是关注的对象在不断变化和下沉。这种从“宏大叙事”到“个体命运”的转向，是您有意识的选择，还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而自然发生的？

徐剑：这种变化是在行走与思考中自然发生的。《东方哈达》关注的是决策者、指挥长、建设者，是宏大叙事。但走的多了，见的多了，想法自然就会发生变化。当你在海拔5100米的藏北双湖县住下，采访一天回来不想说话就想睡觉，当你在当惹雍措边泪流满面，你会发现，这片土地最打动你的，不是工程的宏大，而是那些普通人的命运。

所以我写《金青稞》时，用了一个“他”贯穿全篇，那个“他”其实就是我自己，以行走者的身份，和建档立卡贫困户、牧羊人、藏医、单亲妈妈站在一起，用一个记录者的姿态，和他们共同演绎西藏精准扶贫这场时代大剧。到了《西藏妈妈》，我的视角更下沉了。我努力突破理性表达，用共情的方式去写，把对“西藏妈妈”的叙述和我的西藏情结贯通起来。

记者：您先后进藏23次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，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采风”或“体验生活”，西藏到底是什么吸引着您？

徐剑：我第一次进西藏时，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。我们从山南到羊卓雍措，车里开了暖风，有些闷热，抵达海拔5000多米的山巅后，车停了下来，下车后，我站在雪山之巅，解开上衣拉链，吹了一下风，谁知寒风侵入我的骨髓，当晚就高反发作。三天后到达日喀则，被诊断为脑水肿。在那里，我昏迷了三天。这次经历，如凤凰涅槃。当时，我刚经历了一场磨难，处于命运的低潮。但当我从西藏回来后，人生从此顺风顺水，可谓否极泰来。后来去西藏，再也没有过任何不适的反应。

我有两个精神原乡，云贵高原是我的出生之地，青藏高原是我的精神成长之地。我几乎走遍了所有的藏地，在那片土地上，可以寻找回我们已经丢失已久的一种精神、一种境界、一种价值、一种信念、一种执著、一种虔诚、一种真挚。所以说，寻找一个民族的精神海拔，青藏高原也许是最后的高地。

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“人学”

记者：在报告文学创作中，您始终坚持“三不写”原则，即“走不到的地方不写、看不到的真相不写、听不到的故事不写”。“行走”对报告文学创作来说，是一种采访方法，还是一种文学态度？从“走到了”到“看到了”再到“写出来”，最关键的是什么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。“三不写”原则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，更是一种文学态度，一种文学立场。有了这个态度和立场，才会照此前行。好的报告文学作家，首先是一个旅行家；其次，是一个考据者，像考古学家一样，用洛阳铲从文化的夯土层里，挖掘出独特的、精彩的、陌生的，具有文学分量的故事；最后，才是一个叙事者。

从“走到了”到“看到了”再到“写出来”，最关键的在于作家的切入视角。怎么做到与众不同，怎么写出陌生感，这需要作家的敏锐度和辨识能力。

行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是非常必要的，一个好作家，一定要是个旅行家，而且不是那种打卡式的、走马观花式的旅行。行走于我来说，就是要极力让那些荒漠里的、雪峰冰川下的，乃至大森林里、高山河谷中的人文故事重新复活。如果只有地理学、只有植物学，而没有人文，这块大地永远是寂静的。只有写出了人的温度、人的悲欢和人的传奇，才是一部有生命力的书。

一直以来，我对自己的最大要求是：这部作品一定要超越上一部作品，不能在一个漩涡里打转，也不能重复自己。所以，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行走的脚步。

记者：报告文学最容易犯“大而空”的毛病。您是如何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与细微的个体命运之间，找准落脚点的？您的秘诀是什么？

徐剑：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可以分享，就是在采访中，要善于发现美，善于发现文学性的故事，找到独特、精彩的细节。这样写出来的作品，就会让读者觉得这才是和文学最接近的爱情故事、是和文学最接近的命运故事。同时，要把人作为最重要的写作对象，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“人学”，如果缺乏对人性的深度挖掘，作品就会空洞，就会失去灵魂。

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全方位的，但真实之上还有文学，只有从大量真实的事件和人物中发现那些独特的、陌生的、有震撼性的细节，才能避免“有报告无文学”的弊病，生动的细节能营造出历史的身临其境。

记者：您曾提出好的报告文学的六个标准：行走于野、落笔于人、感动于心、思想于理、形式于表、记史于书。这六个维度是否就是您心中的报告文学艺术价值的核心所在？

徐剑：是的，这六个维度就是我心中好的报告文学的标准。

所谓行走于野，就是要到田野里面去，到民间去，到人间去，到烟火的生活里去，把人间最精彩、最传奇、最打动人的故事挖掘出来；落笔于人，是围绕大写的人来写，写出人的苦难、挣扎、牺牲、奉献，甚至卑微的尊严；感动于心，就是要让作品真正打动人心，让读者产生共情；思想于理，思别人之未思，写别人之未写，以独立深刻的思考，透过现象揭示历史、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内在逻辑；形式于表，追求语言美、结构美和文章美；记史于书，要承担“国家史记”功能，为时代立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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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剑：文学是人学。如何写好笔下的人物，在几十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，我总结出的“三化”法确实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“三化”即伟人平民化、名人传奇化、平民伟人化。伟人平民化，就是把伟人当做邻家大哥，邻家大叔或者父辈来写；名人传奇化，就是把名人当作传奇和神话来写，挖掘他们身上那些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和细节，写出他们之所以成为“这一个”的独特性；平民伟人化，就把老百姓举过你的头顶，当作一个伟大的人物站在你面前，不是拔高他，而是从他微小的细节和故事里，看到他和伟人一样闪光的东西和精神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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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的作家应该有文学的野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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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剑：报告文学是时代的备忘录，在这场山乡巨变的书写中，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，就是要为时代的变革留下真实的档案，为这片热土和奋斗的人们立传。我们要直面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引领这支队伍，深入基层、扎根生活，抓住这个时代的本质，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。要贴着人物，写出他们的责任与担当、命运与情感、奋斗与牺牲、挣扎与尊严，让作品有温度、有力量，让思想的光芒照亮人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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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剑的人生与军营有着深厚的渊源。他是云南昆明大板桥人，1974年高中毕业后，到镇派出所临时协助做资料登记工作，被接兵的排长王爱东看中，从此走进军营，成为一名导弹工程兵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基地新闻干事范金刚与他聊天，发现他读过《红楼梦》，认为他有才气，就鼓励他写文章。徐剑写了一篇纪实散文《红山茶》，经范金刚推荐到《边疆文艺》发表，从此走上文学之路。

44年的军旅生涯，不仅给了他文学的根基，也给了他精神的归宿。他特别感恩两位精神导师：一位是李旭阁司令员，徐剑在他身边当了5年秘书，被他带进导弹阵营；另一位是阴法唐副政委，带他第一次走进西藏，从此与雪域高原结下不解之缘。

徐剑最初写散文，后来专注报告文学创作，长期聚焦重大题材的书写，成为中国当代“大国叙事”的代表性作家。他的创作以“长剑”“西藏”为两翼，构成了他文学之旅的多重叙事。他用34年时间创作了《大国长剑》《鸟瞰地球》《大国重器》“导弹三部曲”。1994年，36岁的他创作首部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长剑》。这部作品出版后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、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他行走山川江河，创作了《东方哈达》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等“西藏系列”作品。此外，还创作了“红色系列”《天晓1921》、“大江南系列”《运河谣》等重要作品。

“我一生都在行走，每次上青藏高原，都像打了鸡血，乐此不疲。”23次进入西藏，那片广袤的高天厚土，不仅是他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，更是构成了他情感、精神与灵魂的海拔高度。

作为一位行走于野的作家，他对报告文学创作有独特的思考和见解，提出的报告文学“三不写”原则，将“行走”确立为报告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；归纳的优秀报告文学“六个标准”，是他对这一文体鲜明的艺术美学追求；总结出的“三化”法，为报告文学的人物书写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路径。他的这些创作理念及实践，成为报告文学文体的重要理论成果。

2026年6月26日，徐剑受邀专程从北京来到宜昌，为宜昌的作者们传授创作经验，分享行走的感悟与文学的思考。谈到正在宜昌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，这位以宏大叙事著称的作家难掩兴奋：“大禹治水，愚公移山，也只有在三峡，在湖北这片大地上才会演绎出这样的神话和传说。”他激励广大作家，用报告文学为时代立传，为山河代言。

名家访谈

《阅山河》是对我“童子功”的回报

记者：2026年1月，您的散文集《阅山河》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您曾多次提到，《阅山河》让您找回了散文写作的初心。为什么《阅山河》会让您有“回到了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心态”的感慨？为什么说散文是您的“童子功”？

徐剑： 我的文学之路是从写散文起步的。1975年，我的第一篇散文投给《边疆文艺》后，又在《散文》头条位置连续刊发了《剑光，在古烽火台上闪烁》等7篇作品。1987年，原二炮政治部宣传部和百花文艺出版社《散文》杂志，专门为我召开了作品研讨会，刘白羽先生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。1991年，我的第一部散文集《岁月之河》出版，刘白羽先生为该书作序，序言以《散文，一个清澈的小湖》为题，随后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。1993年，我从散文转向报告文学创作。而10年散文写作的积累与沉淀，成了我驾驭报告文学的底气。所以我说，我的“童子功”是散文。

《阅山河》是我几十年行走山河的见证和感悟，从唐蕃古道到秦长城，从西藏的高山峡谷到江南的古镇水乡，每一篇都是我用脚步丈量出来的，每一篇都是蘸着精血写就的。我67岁时这本书面世，让我回到了十六七岁青少年的写作心态：没有功利，没有世俗，有童真、浪漫和诗意，同时也有成熟思想的表达。可以说，《阅山河》就是对我“童子功”的回报。

记者：几十年的行走与抒写，您如何看待散文在自己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位置？散文的写作，对您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哪些方面的滋养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在宏大格局下，以真实为前提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的一种写作，是“他叙事”的写作。它写的是时代、是历史、是群体的命运，写作者是一个在场者、记录者、文史考据者、文学叙事者，要对事实负责，对笔下的人物负责。散文是一种内心的写作，是“我叙事”的写作，是写自己的情感、经历、人生、内心、灵魂以及精神世界。

《阅山河》是我的第九本散文集，散文写作在我的创作生涯中，占据着根基性的位置。刘白羽先生在《散文，一个清澈的小湖》中说，一定要把散文写成一个清澈的小湖，湖水清澈见底，鹅卵石、小鱼、小虾都清清楚楚地游在那里。这个理念让我始终保持文字的干净与克制，也让我的报告文学多了一些人文温度与文学质感。

记者：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评价时称，“《阅山河》是一部行走出来的散文集，也是一部沉淀出来的心灵史。”这个评价道出了两个关键词：即“行走”与“沉淀”。其实，“行走”与“写作”之间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。从地理上的抵达，到文字上的抒写，就《阅山河》来说，这些文字是如何在心中慢慢“发酵”、最终成为一部心灵史的？

徐剑：这些年，我的脚步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。每一次行走，都会有一种陌生感、传奇感、特殊感，甚至顿生一种文化落差。而行走只是第一步，真正让这些沉淀下来，需要很长时间的消化。每次从高原归来，我的灵魂就仿佛被羽化了，少一些猎奇、窥探，多一些敬畏与理解，拥有一种高度，那是情感的、精神的、灵魂的海拔高度。

中国文人的成长过程中，除了读四书五经，很重要的就是成名之前的壮游，司马迁、杜甫、苏轼皆是如此。在壮游大好河山的过程中，增加阅历，丰富内心，让大好河山归化自己的心意。有了这种境界的书写，精神就不会再漂泊，就会拥有一处故园。归化心野，方得山河真意，这就是从行走，到沉淀，再到写作的过程。

《大国长剑》是人生经历的一次文学洗礼

记者：您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长剑》，从1984年开始构思到1994年创作完成，用了整整10年时间。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写下这本书的？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，您遇到了哪些困难？

徐剑：《大国长剑》记录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从初创到壮大的发展历程。1974年，我从老家来到位于南方的一座深山老林里，成为一名为导弹筑巢的工程兵。那时候，施工技术比较落后，我亲眼看到过在施工中受伤、甚至牺牲的战友从山洞里抬出来，其中就有和我同坐一节闷罐车来的战友。他们走得无声无息，连鞭炮都没有。老团长说：“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告妻儿。”他们的牺牲，让我震撼，那些情景刀刻一样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我当时就有一个念头，把战友们的故事写下来，让历史不要忘记他们。

我是工程兵，有在原第二炮兵工程部队生活和工作的经历，创作之前，我还采访了全国所有的二炮基地，我的“素材库”丰富而且多样。《大国长剑》是我厚积薄发的收获，在创作中并没有遇到多大的挑战，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。

在创作前，四川作家邓贤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《中国知青梦》《大国之魂》，均在《当代》上刊发，我在心中立誓，也要创作一部能在《当代》上刊发的作品。邓贤作品对我的影响，就是确立了“写人的命运和故事”的文学标准。这部历时10年准备的作品，如愿得到了《当代》杂志头题首发，一下发了9万字，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所以，我对《当代》一直心存感激。

记者：《大国长剑》出版后，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，被誉为“一剑挑三奖”。首部长篇报告文学就获得如此高的文学奖项，您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徐剑：《大国长剑》是我人生经历的一次文学洗礼。一个文学新人的作品能获得全国性的三个大奖，对我来说，非常意外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幸运。“一剑挑三奖”也让我在创作上有了更大的自信，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创作的冲劲，我觉得要给16岁开始的工程兵岁月写一部书，写给那些十六七岁就牺牲在大山里的战友，写给身为导弹工程兵，却从来没有见过导弹的英雄们。这个工程，是我的老首长李旭阁司令任上完成的一项国防工程，它的建成，标志着中国的战略导弹可以鸟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。所以，我把这部书定名为《鸟瞰地球》。1997年该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，再次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。

记者：2018年，您又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重器》，从《大国长剑》到《鸟瞰地球》再到《大国重器》，您用34年时间完成了“导弹三部曲”的创作。创作“导弹三部曲”的想法是从创作《大国长剑》就有的，还是在后来的创作中萌生的？创作中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

徐剑：《大国重器》描写了我国导弹事业60年的峥嵘历程。“导弹三部曲”并不是一开始创作就有规划的，而是我的创作不断成熟的过程，在完成《大国长剑》《鸟瞰地球》后，创作“三部曲”的思路才逐渐清晰，随后，我投入到了《大国重器》的创作之中。2018年7月，《大国重器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“导弹三部曲”都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，这是我军旅题材的收官之作，2019年1月28日，我退休了，告别了44年零一个月的军旅生涯。

“导弹三部曲”的创作，最大的挑战不是写作本身，而是如何让重大主题走出宏大叙事的惯性，落到具体的生活细节和普通人的命运中，让真实的故事说话，写出那些普通人的真实日常、真实情感、真实悲欢。其实，真正的“大国重器”是人，那些老红军、老八路出身的高级将领与普通士兵，他们的忠诚、风骨、奉献，才是托起大国的脊梁。

青藏高原是我的精神成长之地

记者：您的报告文学题材主要有两大系列，即“长剑”系列和 “西藏”系列。2005年12月出版的《东方哈达》是您的首部西藏题材作品。作为军旅作家，是什么契机让您有机会创作这部反映青藏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作品的？在创作中，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

徐剑：写《东方哈达》这部书，似乎是冥冥之中的事。1985年，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阴法唐调任第二炮兵副政委，我当时是党委秘书。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，听他讲了很多关于西藏的历史、风情、人文等奇闻轶事，让我对这片神秘之地充满了向往。1990年7月，阴法唐副政委带着我第一次进西藏，走的是柴达木、格尔木、昆仑山、可可西里这条线，这也正是后来青藏铁路的走向。而在创作《东方哈达》前，我已经去了8趟西藏。

2002年春天，中国作家协会将“国字第一号”工程青藏铁路建设的采访写作任务交给我，这是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项目。接到任务时，我突然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好像过去我对西藏的了解和所有的知识贮备，都是在为写这本书做准备。

我在青藏铁路修筑现场来回走了4年，先后采访了近300人，从指挥长到普通民工，积累了5大本采访笔记。最让我欣喜的，是这部书结构的创新。有一次，我在高原采访途中，看到两列火车在盐湖交错驶过，突然灵感闪现：采用“上行列车”写筑路的现实，用“下行列车”写历史的纵深，将青藏铁路的世纪大梦与千年唐蕃古道交织在一起。这种叙事结构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认可，评论家称是为国家重大工程的写作探出了新路，是“中国国家重大工程书写的一个坐标”。

记者：继《东方哈达》后，您又相继创作了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《雪域飞虹》《经幡》等西藏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。从青藏铁路的建设者，到脱贫攻坚路上的贫困群众，再到福利院里守护孤儿的爱心妈妈，您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西藏这片土地，只是关注的对象在不断变化和下沉。这种从“宏大叙事”到“个体命运”的转向，是您有意识的选择，还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而自然发生的？

徐剑：这种变化是在行走与思考中自然发生的。《东方哈达》关注的是决策者、指挥长、建设者，是宏大叙事。但走的多了，见的多了，想法自然就会发生变化。当你在海拔5100米的藏北双湖县住下，采访一天回来不想说话就想睡觉，当你在当惹雍措边泪流满面，你会发现，这片土地最打动你的，不是工程的宏大，而是那些普通人的命运。

所以我写《金青稞》时，用了一个“他”贯穿全篇，那个“他”其实就是我自己，以行走者的身份，和建档立卡贫困户、牧羊人、藏医、单亲妈妈站在一起，用一个记录者的姿态，和他们共同演绎西藏精准扶贫这场时代大剧。到了《西藏妈妈》，我的视角更下沉了。我努力突破理性表达，用共情的方式去写，把对“西藏妈妈”的叙述和我的西藏情结贯通起来。

记者：您先后进藏23次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，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采风”或“体验生活”，西藏到底是什么吸引着您？

徐剑：我第一次进西藏时，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。我们从山南到羊卓雍措，车里开了暖风，有些闷热，抵达海拔5000多米的山巅后，车停了下来，下车后，我站在雪山之巅，解开上衣拉链，吹了一下风，谁知寒风侵入我的骨髓，当晚就高反发作。三天后到达日喀则，被诊断为脑水肿。在那里，我昏迷了三天。这次经历，如凤凰涅槃。当时，我刚经历了一场磨难，处于命运的低潮。但当我从西藏回来后，人生从此顺风顺水，可谓否极泰来。后来去西藏，再也没有过任何不适的反应。

我有两个精神原乡，云贵高原是我的出生之地，青藏高原是我的精神成长之地。我几乎走遍了所有的藏地，在那片土地上，可以寻找回我们已经丢失已久的一种精神、一种境界、一种价值、一种信念、一种执著、一种虔诚、一种真挚。所以说，寻找一个民族的精神海拔，青藏高原也许是最后的高地。

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“人学”

记者：在报告文学创作中，您始终坚持“三不写”原则，即“走不到的地方不写、看不到的真相不写、听不到的故事不写”。“行走”对报告文学创作来说，是一种采访方法，还是一种文学态度？从“走到了”到“看到了”再到“写出来”，最关键的是什么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。“三不写”原则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，更是一种文学态度，一种文学立场。有了这个态度和立场，才会照此前行。好的报告文学作家，首先是一个旅行家；其次，是一个考据者，像考古学家一样，用洛阳铲从文化的夯土层里，挖掘出独特的、精彩的、陌生的，具有文学分量的故事；最后，才是一个叙事者。

从“走到了”到“看到了”再到“写出来”，最关键的在于作家的切入视角。怎么做到与众不同，怎么写出陌生感，这需要作家的敏锐度和辨识能力。

行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是非常必要的，一个好作家，一定要是个旅行家，而且不是那种打卡式的、走马观花式的旅行。行走于我来说，就是要极力让那些荒漠里的、雪峰冰川下的，乃至大森林里、高山河谷中的人文故事重新复活。如果只有地理学、只有植物学，而没有人文，这块大地永远是寂静的。只有写出了人的温度、人的悲欢和人的传奇，才是一部有生命力的书。

一直以来，我对自己的最大要求是：这部作品一定要超越上一部作品，不能在一个漩涡里打转，也不能重复自己。所以，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行走的脚步。

记者：报告文学最容易犯“大而空”的毛病。您是如何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与细微的个体命运之间，找准落脚点的？您的秘诀是什么？

徐剑：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可以分享，就是在采访中，要善于发现美，善于发现文学性的故事，找到独特、精彩的细节。这样写出来的作品，就会让读者觉得这才是和文学最接近的爱情故事、是和文学最接近的命运故事。同时，要把人作为最重要的写作对象，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“人学”，如果缺乏对人性的深度挖掘，作品就会空洞，就会失去灵魂。

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全方位的，但真实之上还有文学，只有从大量真实的事件和人物中发现那些独特的、陌生的、有震撼性的细节，才能避免“有报告无文学”的弊病，生动的细节能营造出历史的身临其境。

记者：您曾提出好的报告文学的六个标准：行走于野、落笔于人、感动于心、思想于理、形式于表、记史于书。这六个维度是否就是您心中的报告文学艺术价值的核心所在？

徐剑：是的，这六个维度就是我心中好的报告文学的标准。

所谓行走于野，就是要到田野里面去，到民间去，到人间去，到烟火的生活里去，把人间最精彩、最传奇、最打动人的故事挖掘出来；落笔于人，是围绕大写的人来写，写出人的苦难、挣扎、牺牲、奉献，甚至卑微的尊严；感动于心，就是要让作品真正打动人心，让读者产生共情；思想于理，思别人之未思，写别人之未写，以独立深刻的思考，透过现象揭示历史、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内在逻辑；形式于表，追求语言美、结构美和文章美；记史于书，要承担“国家史记”功能，为时代立传。

记者：您特别强调报告文学要把人作为最重要的写作对象，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，您总结出了人物塑造的“三化”法。请您分享在创作中是如何让这个“三化”落地的？

徐剑：文学是人学。如何写好笔下的人物，在几十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，我总结出的“三化”法确实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“三化”即伟人平民化、名人传奇化、平民伟人化。伟人平民化，就是把伟人当做邻家大哥，邻家大叔或者父辈来写；名人传奇化，就是把名人当作传奇和神话来写，挖掘他们身上那些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和细节，写出他们之所以成为“这一个”的独特性；平民伟人化，就把老百姓举过你的头顶，当作一个伟大的人物站在你面前，不是拔高他，而是从他微小的细节和故事里，看到他和伟人一样闪光的东西和精神世界。

报告文学的艺术价值，最终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。对于人物的书写，我一直坚持要对准小人物写，小人物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，普通人的梦就是中国梦。

宜昌的作家应该有文学的野心

记者：评论界把您的《天晓1921》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称为“壮年变法三部曲”。为什么您在达到如此高的文学成就后，还要进行自我突破？

徐剑：60岁是人生很重要的生命刻度，你对世界的认识、对自我的认知，一定更老到，更有情怀，更有境界。“通会之际，人书俱老”，这时候是变法的最佳时机。

说起来，我的“壮年变法”，和在鲁迅文学院那段学习经历有很大关系。2004年，我到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第三期高研班学习，与邱华栋、雷平阳、刘亮程、祝勇等作家同班，他们都是诗人、小说家、散文家，只有我是写报告文学的。在他们的强大气场中，我有了一种无形的压力，有了壮年作家的写作危机。当时，鲁迅文学院组织全班同学到锡林郭勒草原采风，回来后，我写了一篇历史散文《城郭之轻》。正是这次经历与写作，让我有了突破创作瓶颈的信心和勇气，开启了自己的“壮年变法”之旅。60岁前，我完成了“壮年变法”，退休后，又开始“衰年变法”。《阅山河》《运河谣》这些作品，就是变法的成果。

记者：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，您觉得报告文学在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的书写中，应发挥怎样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时代作用？作家如何才能写出既有生活厚度又有思想深度的作品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时代的备忘录，在这场山乡巨变的书写中，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，就是要为时代的变革留下真实的档案，为这片热土和奋斗的人们立传。我们要直面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引领这支队伍，深入基层、扎根生活，抓住这个时代的本质，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。要贴着人物，写出他们的责任与担当、命运与情感、奋斗与牺牲、挣扎与尊严，让作品有温度、有力量，让思想的光芒照亮人心。

记者：宜昌是三峡大坝所在地，2026年6月8日，“十五五”时期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——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。作为长期书写重大题材的著名作家，您认为这样的重大工程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
徐剑：三峡水运新通道这样的国家重大工程，对于三峡的作家、宜昌的作家、湖北的作家来说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叙事主题，大家可以守着三峡大坝来写，守着这个工程来写，守着这个大云梦泽来写，写出新时代的屈原《橘颂》，写出新时代的长江之歌，写出我们这个民族新时代的母亲河。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，就是我们始终站在长江文明这个重要的关键点上，这个关键点在于它不单是经济的，也是文化的，不单是历史的，也是这个时代的。历朝历代，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国家工程的建设和写作，唯有这个时代才有这种实力，唯有这个民族才有这种气魄。宜昌的作家应该有文学的野心、文学的雄心和担当，写出新时代的大禹治水和新时代的愚公移山，写出新时代的壮美华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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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峡日报》(2026年07月17日   第A8版)，91九色蝌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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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峡日报记者 阮仲谋，国产秘久久一区二区

人物名片

徐剑，云南省昆明市人，1958年出生，1974年入伍，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，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、九届、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，文学创作一级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，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“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”。出版“导弹系列”“西藏系列”“红色系列”“大江南系列”文学作品30多部800多万字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、中国图书奖、中华优秀出版物奖、中国好书等，被中国文联评为“德艺双馨”文艺家。

“《运河谣》里，我写了三条河流，一条是隋炀帝的物理运河，一条是文天祥的精神运河，一条是当下的众生运河。三条河流在大运河波澜不惊的河面上，续写着昨天、今天和未来的故事，让我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。”对徐剑会长的专访，是从他刚刚在《芙蓉》杂志刊发的长篇报告文学《运河谣》开始的。这部书写河流的作品，将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体生命体验深度融合，成为展现大运河文化内涵的生动名片。

徐剑的人生与军营有着深厚的渊源。他是云南昆明大板桥人，1974年高中毕业后，到镇派出所临时协助做资料登记工作，被接兵的排长王爱东看中，从此走进军营，成为一名导弹工程兵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基地新闻干事范金刚与他聊天，发现他读过《红楼梦》，认为他有才气，就鼓励他写文章。徐剑写了一篇纪实散文《红山茶》，经范金刚推荐到《边疆文艺》发表，从此走上文学之路。

44年的军旅生涯，不仅给了他文学的根基，也给了他精神的归宿。他特别感恩两位精神导师：一位是李旭阁司令员，徐剑在他身边当了5年秘书，被他带进导弹阵营；另一位是阴法唐副政委，带他第一次走进西藏，从此与雪域高原结下不解之缘。

徐剑最初写散文，后来专注报告文学创作，长期聚焦重大题材的书写，成为中国当代“大国叙事”的代表性作家。他的创作以“长剑”“西藏”为两翼，构成了他文学之旅的多重叙事。他用34年时间创作了《大国长剑》《鸟瞰地球》《大国重器》“导弹三部曲”。1994年，36岁的他创作首部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长剑》。这部作品出版后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、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他行走山川江河，创作了《东方哈达》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等“西藏系列”作品。此外，还创作了“红色系列”《天晓1921》、“大江南系列”《运河谣》等重要作品。

“我一生都在行走，每次上青藏高原，都像打了鸡血，乐此不疲。”23次进入西藏，那片广袤的高天厚土，不仅是他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，更是构成了他情感、精神与灵魂的海拔高度。

作为一位行走于野的作家，他对报告文学创作有独特的思考和见解，提出的报告文学“三不写”原则，将“行走”确立为报告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；归纳的优秀报告文学“六个标准”，是他对这一文体鲜明的艺术美学追求；总结出的“三化”法，为报告文学的人物书写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路径。他的这些创作理念及实践，成为报告文学文体的重要理论成果。

2026年6月26日，徐剑受邀专程从北京来到宜昌，为宜昌的作者们传授创作经验，分享行走的感悟与文学的思考。谈到正在宜昌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，这位以宏大叙事著称的作家难掩兴奋：“大禹治水，愚公移山，也只有在三峡，在湖北这片大地上才会演绎出这样的神话和传说。”他激励广大作家，用报告文学为时代立传，为山河代言。

名家访谈

《阅山河》是对我“童子功”的回报

记者：2026年1月，您的散文集《阅山河》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您曾多次提到，《阅山河》让您找回了散文写作的初心。为什么《阅山河》会让您有“回到了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心态”的感慨？为什么说散文是您的“童子功”？

徐剑： 我的文学之路是从写散文起步的。1975年，我的第一篇散文投给《边疆文艺》后，又在《散文》头条位置连续刊发了《剑光，在古烽火台上闪烁》等7篇作品。1987年，原二炮政治部宣传部和百花文艺出版社《散文》杂志，专门为我召开了作品研讨会，刘白羽先生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。1991年，我的第一部散文集《岁月之河》出版，刘白羽先生为该书作序，序言以《散文，一个清澈的小湖》为题，随后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。1993年，我从散文转向报告文学创作。而10年散文写作的积累与沉淀，成了我驾驭报告文学的底气。所以我说，我的“童子功”是散文。

《阅山河》是我几十年行走山河的见证和感悟，从唐蕃古道到秦长城，从西藏的高山峡谷到江南的古镇水乡，每一篇都是我用脚步丈量出来的，每一篇都是蘸着精血写就的。我67岁时这本书面世，让我回到了十六七岁青少年的写作心态：没有功利，没有世俗，有童真、浪漫和诗意，同时也有成熟思想的表达。可以说，《阅山河》就是对我“童子功”的回报。

记者：几十年的行走与抒写，您如何看待散文在自己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位置？散文的写作，对您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哪些方面的滋养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在宏大格局下，以真实为前提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的一种写作，是“他叙事”的写作。它写的是时代、是历史、是群体的命运，写作者是一个在场者、记录者、文史考据者、文学叙事者，要对事实负责，对笔下的人物负责。散文是一种内心的写作，是“我叙事”的写作，是写自己的情感、经历、人生、内心、灵魂以及精神世界。

《阅山河》是我的第九本散文集，散文写作在我的创作生涯中，占据着根基性的位置。刘白羽先生在《散文，一个清澈的小湖》中说，一定要把散文写成一个清澈的小湖，湖水清澈见底，鹅卵石、小鱼、小虾都清清楚楚地游在那里。这个理念让我始终保持文字的干净与克制，也让我的报告文学多了一些人文温度与文学质感。

记者：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评价时称，“《阅山河》是一部行走出来的散文集，也是一部沉淀出来的心灵史。”这个评价道出了两个关键词：即“行走”与“沉淀”。其实，“行走”与“写作”之间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。从地理上的抵达，到文字上的抒写，就《阅山河》来说，这些文字是如何在心中慢慢“发酵”、最终成为一部心灵史的？

徐剑：这些年，我的脚步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。每一次行走，都会有一种陌生感、传奇感、特殊感，甚至顿生一种文化落差。而行走只是第一步，真正让这些沉淀下来，需要很长时间的消化。每次从高原归来，我的灵魂就仿佛被羽化了，少一些猎奇、窥探，多一些敬畏与理解，拥有一种高度，那是情感的、精神的、灵魂的海拔高度。

中国文人的成长过程中，除了读四书五经，很重要的就是成名之前的壮游，司马迁、杜甫、苏轼皆是如此。在壮游大好河山的过程中，增加阅历，丰富内心，让大好河山归化自己的心意。有了这种境界的书写，精神就不会再漂泊，就会拥有一处故园。归化心野，方得山河真意，这就是从行走，到沉淀，再到写作的过程。

《大国长剑》是人生经历的一次文学洗礼

记者：您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长剑》，从1984年开始构思到1994年创作完成，用了整整10年时间。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写下这本书的？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，您遇到了哪些困难？

徐剑：《大国长剑》记录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从初创到壮大的发展历程。1974年，我从老家来到位于南方的一座深山老林里，成为一名为导弹筑巢的工程兵。那时候，施工技术比较落后，我亲眼看到过在施工中受伤、甚至牺牲的战友从山洞里抬出来，其中就有和我同坐一节闷罐车来的战友。他们走得无声无息，连鞭炮都没有。老团长说：“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告妻儿。”他们的牺牲，让我震撼，那些情景刀刻一样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我当时就有一个念头，把战友们的故事写下来，让历史不要忘记他们。

我是工程兵，有在原第二炮兵工程部队生活和工作的经历，创作之前，我还采访了全国所有的二炮基地，我的“素材库”丰富而且多样。《大国长剑》是我厚积薄发的收获，在创作中并没有遇到多大的挑战，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。

在创作前，四川作家邓贤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《中国知青梦》《大国之魂》，均在《当代》上刊发，我在心中立誓，也要创作一部能在《当代》上刊发的作品。邓贤作品对我的影响，就是确立了“写人的命运和故事”的文学标准。这部历时10年准备的作品，如愿得到了《当代》杂志头题首发，一下发了9万字，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所以，我对《当代》一直心存感激。

记者：《大国长剑》出版后，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，被誉为“一剑挑三奖”。首部长篇报告文学就获得如此高的文学奖项，您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徐剑：《大国长剑》是我人生经历的一次文学洗礼。一个文学新人的作品能获得全国性的三个大奖，对我来说，非常意外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幸运。“一剑挑三奖”也让我在创作上有了更大的自信，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创作的冲劲，我觉得要给16岁开始的工程兵岁月写一部书，写给那些十六七岁就牺牲在大山里的战友，写给身为导弹工程兵，却从来没有见过导弹的英雄们。这个工程，是我的老首长李旭阁司令任上完成的一项国防工程，它的建成，标志着中国的战略导弹可以鸟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。所以，我把这部书定名为《鸟瞰地球》。1997年该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，再次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。

记者：2018年，您又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重器》，从《大国长剑》到《鸟瞰地球》再到《大国重器》，您用34年时间完成了“导弹三部曲”的创作。创作“导弹三部曲”的想法是从创作《大国长剑》就有的，还是在后来的创作中萌生的？创作中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

徐剑：《大国重器》描写了我国导弹事业60年的峥嵘历程。“导弹三部曲”并不是一开始创作就有规划的，而是我的创作不断成熟的过程，在完成《大国长剑》《鸟瞰地球》后，创作“三部曲”的思路才逐渐清晰，随后，我投入到了《大国重器》的创作之中。2018年7月，《大国重器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“导弹三部曲”都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，这是我军旅题材的收官之作，2019年1月28日，我退休了，告别了44年零一个月的军旅生涯。

“导弹三部曲”的创作，最大的挑战不是写作本身，而是如何让重大主题走出宏大叙事的惯性，落到具体的生活细节和普通人的命运中，让真实的故事说话，写出那些普通人的真实日常、真实情感、真实悲欢。其实，真正的“大国重器”是人，那些老红军、老八路出身的高级将领与普通士兵，他们的忠诚、风骨、奉献，才是托起大国的脊梁。

青藏高原是我的精神成长之地

记者：您的报告文学题材主要有两大系列，即“长剑”系列和 “西藏”系列。2005年12月出版的《东方哈达》是您的首部西藏题材作品。作为军旅作家，是什么契机让您有机会创作这部反映青藏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作品的？在创作中，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

徐剑：写《东方哈达》这部书，似乎是冥冥之中的事。1985年，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阴法唐调任第二炮兵副政委，我当时是党委秘书。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，听他讲了很多关于西藏的历史、风情、人文等奇闻轶事，让我对这片神秘之地充满了向往。1990年7月，阴法唐副政委带着我第一次进西藏，走的是柴达木、格尔木、昆仑山、可可西里这条线，这也正是后来青藏铁路的走向。而在创作《东方哈达》前，我已经去了8趟西藏。

2002年春天，中国作家协会将“国字第一号”工程青藏铁路建设的采访写作任务交给我，这是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项目。接到任务时，我突然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好像过去我对西藏的了解和所有的知识贮备，都是在为写这本书做准备。

我在青藏铁路修筑现场来回走了4年，先后采访了近300人，从指挥长到普通民工，积累了5大本采访笔记。最让我欣喜的，是这部书结构的创新。有一次，我在高原采访途中，看到两列火车在盐湖交错驶过，突然灵感闪现：采用“上行列车”写筑路的现实，用“下行列车”写历史的纵深，将青藏铁路的世纪大梦与千年唐蕃古道交织在一起。这种叙事结构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认可，评论家称是为国家重大工程的写作探出了新路，是“中国国家重大工程书写的一个坐标”。

记者：继《东方哈达》后，您又相继创作了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《雪域飞虹》《经幡》等西藏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。从青藏铁路的建设者，到脱贫攻坚路上的贫困群众，再到福利院里守护孤儿的爱心妈妈，您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西藏这片土地，只是关注的对象在不断变化和下沉。这种从“宏大叙事”到“个体命运”的转向，是您有意识的选择，还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而自然发生的？

徐剑：这种变化是在行走与思考中自然发生的。《东方哈达》关注的是决策者、指挥长、建设者，是宏大叙事。但走的多了，见的多了，想法自然就会发生变化。当你在海拔5100米的藏北双湖县住下，采访一天回来不想说话就想睡觉，当你在当惹雍措边泪流满面，你会发现，这片土地最打动你的，不是工程的宏大，而是那些普通人的命运。

所以我写《金青稞》时，用了一个“他”贯穿全篇，那个“他”其实就是我自己，以行走者的身份，和建档立卡贫困户、牧羊人、藏医、单亲妈妈站在一起，用一个记录者的姿态，和他们共同演绎西藏精准扶贫这场时代大剧。到了《西藏妈妈》，我的视角更下沉了。我努力突破理性表达，用共情的方式去写，把对“西藏妈妈”的叙述和我的西藏情结贯通起来。

记者：您先后进藏23次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，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采风”或“体验生活”，西藏到底是什么吸引着您？

徐剑：我第一次进西藏时，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。我们从山南到羊卓雍措，车里开了暖风，有些闷热，抵达海拔5000多米的山巅后，车停了下来，下车后，我站在雪山之巅，解开上衣拉链，吹了一下风，谁知寒风侵入我的骨髓，当晚就高反发作。三天后到达日喀则，被诊断为脑水肿。在那里，我昏迷了三天。这次经历，如凤凰涅槃。当时，我刚经历了一场磨难，处于命运的低潮。但当我从西藏回来后，人生从此顺风顺水，可谓否极泰来。后来去西藏，再也没有过任何不适的反应。

我有两个精神原乡，云贵高原是我的出生之地，青藏高原是我的精神成长之地。我几乎走遍了所有的藏地，在那片土地上，可以寻找回我们已经丢失已久的一种精神、一种境界、一种价值、一种信念、一种执著、一种虔诚、一种真挚。所以说，寻找一个民族的精神海拔，青藏高原也许是最后的高地。

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“人学”

记者：在报告文学创作中，您始终坚持“三不写”原则，即“走不到的地方不写、看不到的真相不写、听不到的故事不写”。“行走”对报告文学创作来说，是一种采访方法，还是一种文学态度？从“走到了”到“看到了”再到“写出来”，最关键的是什么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。“三不写”原则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，更是一种文学态度，一种文学立场。有了这个态度和立场，才会照此前行。好的报告文学作家，首先是一个旅行家；其次，是一个考据者，像考古学家一样，用洛阳铲从文化的夯土层里，挖掘出独特的、精彩的、陌生的，具有文学分量的故事；最后，才是一个叙事者。

从“走到了”到“看到了”再到“写出来”，最关键的在于作家的切入视角。怎么做到与众不同，怎么写出陌生感，这需要作家的敏锐度和辨识能力。

行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是非常必要的，一个好作家，一定要是个旅行家，而且不是那种打卡式的、走马观花式的旅行。行走于我来说，就是要极力让那些荒漠里的、雪峰冰川下的，乃至大森林里、高山河谷中的人文故事重新复活。如果只有地理学、只有植物学，而没有人文，这块大地永远是寂静的。只有写出了人的温度、人的悲欢和人的传奇，才是一部有生命力的书。

一直以来，我对自己的最大要求是：这部作品一定要超越上一部作品，不能在一个漩涡里打转，也不能重复自己。所以，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行走的脚步。

记者：报告文学最容易犯“大而空”的毛病。您是如何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与细微的个体命运之间，找准落脚点的？您的秘诀是什么？

徐剑：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可以分享，就是在采访中，要善于发现美，善于发现文学性的故事，找到独特、精彩的细节。这样写出来的作品，就会让读者觉得这才是和文学最接近的爱情故事、是和文学最接近的命运故事。同时，要把人作为最重要的写作对象，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“人学”，如果缺乏对人性的深度挖掘，作品就会空洞，就会失去灵魂。

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全方位的，但真实之上还有文学，只有从大量真实的事件和人物中发现那些独特的、陌生的、有震撼性的细节，才能避免“有报告无文学”的弊病，生动的细节能营造出历史的身临其境。

记者：您曾提出好的报告文学的六个标准：行走于野、落笔于人、感动于心、思想于理、形式于表、记史于书。这六个维度是否就是您心中的报告文学艺术价值的核心所在？

徐剑：是的，这六个维度就是我心中好的报告文学的标准。

所谓行走于野，就是要到田野里面去，到民间去，到人间去，到烟火的生活里去，把人间最精彩、最传奇、最打动人的故事挖掘出来；落笔于人，是围绕大写的人来写，写出人的苦难、挣扎、牺牲、奉献，甚至卑微的尊严；感动于心，就是要让作品真正打动人心，让读者产生共情；思想于理，思别人之未思，写别人之未写，以独立深刻的思考，透过现象揭示历史、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内在逻辑；形式于表，追求语言美、结构美和文章美；记史于书，要承担“国家史记”功能，为时代立传。

记者：您特别强调报告文学要把人作为最重要的写作对象，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，您总结出了人物塑造的“三化”法。请您分享在创作中是如何让这个“三化”落地的？

徐剑：文学是人学。如何写好笔下的人物，在几十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，我总结出的“三化”法确实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“三化”即伟人平民化、名人传奇化、平民伟人化。伟人平民化，就是把伟人当做邻家大哥，邻家大叔或者父辈来写；名人传奇化，就是把名人当作传奇和神话来写，挖掘他们身上那些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和细节，写出他们之所以成为“这一个”的独特性；平民伟人化，就把老百姓举过你的头顶，当作一个伟大的人物站在你面前，不是拔高他，而是从他微小的细节和故事里，看到他和伟人一样闪光的东西和精神世界。

报告文学的艺术价值，最终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。对于人物的书写，我一直坚持要对准小人物写，小人物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，普通人的梦就是中国梦。

宜昌的作家应该有文学的野心

记者：评论界把您的《天晓1921》《金青稞》《西藏妈妈》称为“壮年变法三部曲”。为什么您在达到如此高的文学成就后，还要进行自我突破？

徐剑：60岁是人生很重要的生命刻度，你对世界的认识、对自我的认知，一定更老到，更有情怀，更有境界。“通会之际，人书俱老”，这时候是变法的最佳时机。

说起来，我的“壮年变法”，和在鲁迅文学院那段学习经历有很大关系。2004年，我到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第三期高研班学习，与邱华栋、雷平阳、刘亮程、祝勇等作家同班，他们都是诗人、小说家、散文家，只有我是写报告文学的。在他们的强大气场中，我有了一种无形的压力，有了壮年作家的写作危机。当时，鲁迅文学院组织全班同学到锡林郭勒草原采风，回来后，我写了一篇历史散文《城郭之轻》。正是这次经历与写作，让我有了突破创作瓶颈的信心和勇气，开启了自己的“壮年变法”之旅。60岁前，我完成了“壮年变法”，退休后，又开始“衰年变法”。《阅山河》《运河谣》这些作品，就是变法的成果。

记者：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，您觉得报告文学在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的书写中，应发挥怎样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时代作用？作家如何才能写出既有生活厚度又有思想深度的作品？

徐剑：报告文学是时代的备忘录，在这场山乡巨变的书写中，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，就是要为时代的变革留下真实的档案，为这片热土和奋斗的人们立传。我们要直面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引领这支队伍，深入基层、扎根生活，抓住这个时代的本质，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。要贴着人物，写出他们的责任与担当、命运与情感、奋斗与牺牲、挣扎与尊严，让作品有温度、有力量，让思想的光芒照亮人心。

记者：宜昌是三峡大坝所在地，2026年6月8日，“十五五”时期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——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。作为长期书写重大题材的著名作家，您认为这样的重大工程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
徐剑：三峡水运新通道这样的国家重大工程，对于三峡的作家、宜昌的作家、湖北的作家来说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叙事主题，大家可以守着三峡大坝来写，守着这个工程来写，守着这个大云梦泽来写，写出新时代的屈原《橘颂》，写出新时代的长江之歌，写出我们这个民族新时代的母亲河。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，就是我们始终站在长江文明这个重要的关键点上，这个关键点在于它不单是经济的，也是文化的，不单是历史的，也是这个时代的。历朝历代，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国家工程的建设和写作，唯有这个时代才有这种实力，唯有这个民族才有这种气魄。宜昌的作家应该有文学的野心、文学的雄心和担当，写出新时代的大禹治水和新时代的愚公移山，写出新时代的壮美华章。